由近代史揭開的，是一個空前矛盾的文化時代。時間性的（現代與傳統）與空間性的（西方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諸種矛盾的匯集，多種文化形態的並存，更是過渡時期的特有景觀。屬於這景觀的，還有地域文化差異（如東南沿海文化與內地文化）和為近現代曆史進程急劇擴大著的城鄉差別與對立。上麵的描述過於條理化了。實際生活中，則昨天今天與明天在在交錯，東方與西方處處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所謂“純粹形態”，亦看不出“絕對界限”。這才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所處的實際文化環境。李大釗曾表達對上述矛盾紛繁的曆史生活的感受，說道：“中國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國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現象。”“矛盾生活，就是新舊不調和的生活，就是一個新的，一個舊的，其間相去不知幾千萬裏的東西，偏偏湊在一處，分立對抗的生活。”〔28〕
呈現在新文學中的時代矛盾，是經了當時的意識的整理和強調的，主要即為傳統與現代，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衝突，形態清晰而嚴整。“五四”時期文學因其時的曆史生活主題，更強調現代與傳統的衝突。“五四”之後，民族矛盾的激化，複雜化了作者們的生活印象。外資入侵造就了藍小山、丁約翰之類西崽式人物，以及祁瑞豐、冠招娣一流洋奴氣味的胡同子弟。〔29〕這是一種含義嚴重得多的文化分裂。老舍不惜用了刻薄的態度，寫留學回國數典忘祖的文人（《犧牲》、《東西》等）。這是他所意識到的文化分裂在他的世界圖景中的呈現。在這樣的世界圖景中，對於市民文化的批判態度自然而然地溫和化了。然而老舍畢竟以其敏銳，寫出了文化形態日趨繁複的現代北京，寫出了侵蝕著古老城市的異質文化，出現在胡同裏的陌生人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