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用了足夠的筆墨談論“共同性”。如果全部情況盡如上文所述，那幾乎不能構成一種真實地存在著的文學現象。一方麵我們再三強調所談的是一種成熟的風格，同時卻把個性揉碎在了共性之中，這至少是論述上的自相矛盾。藝術成熟性的可靠標誌之一，即個體風格的不可重複性。任何一種有關兩個以上作者的風格描述，如果忽略了個體麵貌、個性差異，將會弄得毫無意義。因而，作為題中應有之義，我已經並將繼續從兩個方麵談差異性：老舍與當代京味小說作者，以及當代京味小說作者之間。或許經由這樣的描述，才有可能把握京味小說作為一種風格的活生生的存在。在諸多層次的同與異中，有風格作為一種“生命現象”的鮮活，瞬間變化，可把握與不可把握、可描述與不可描述性，其存在狀態的清晰性與模糊性，非此非彼的不確定性，以至於無窮的中介形態。“京味小說”也就在上述矛盾之中。
生長出京味小說的，是一片滋潤豐沃的土壤。地域文化無可比擬的蘊含量，範本所造成的較高境界，都有助於後來創作的生長發榮。新時期一時並出的數家，雖各懷長技，創作成就互有高下，卻共同維持了作品質量的相對均衡。在水準起落不定的當今文壇上，能維持這均衡已屬不易，要不怎麽說是成熟的風格呢。構成這嚴整陣容的個體都值得評說。我們就由鄧友梅說起。
鄧友梅
由汪曾祺所談鄧友梅（見前注），你得知《那五》、《煙壺》的寫成非一日之功。即使如此，那口屬於他自己的百寶箱仍要到得機會熟透了才能開啟。
我發現不止一位“文革”前即已開筆寫作的中年作家，到新時期才以其風格而引人注目。這裏所依賴的，自然有新時期普遍的“文學的自覺”。我尤其注意到筆調。隻消把某幾位作者的近作與早期作品並讀，你就會發現最突出的風格標記正在筆調。擺脫共用語言、脫出無個性無調性無風格可言的語言形式的過程，又是創作全麵風格化的過程。尋找屬於自己的筆調，牽連到一係列的文學選擇：對象領域的，結構樣式的，敘事形態的，等等，更不必說筆調中包含的審美態度以至人生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