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又有新文學史上那幾代作家共同的認識特點，他們在創作中與對象世界的關係。他們所描寫的是“已知世界”。這兒有全知視角背後的認識信念。京味小說的明亮清澈，其藝術上的單純性，也多少聯係於上述信念。這種信念隻是到了新時期文學中，才顯得“傳統”。
過分清明的意識，是不免要限製了感覺、幻覺的。人們寧願老舍犧牲一點他的心靈中向不缺乏的均衡與和諧，保留一些原始狀態的夢——不無粗糙的感覺與意念，未經“後期加工”的感官印象和內心體驗。過於自覺、富於目的感的藝術選擇，從來不是最佳的選擇；這種選擇有時破壞而非助成理想的創作狀態。老舍是太成熟的人，太成熟的中國人，太多經驗，以致抑製了感覺，抑製了恣肆的想象和熱情。“非**狀態”參與調和了極端性（在有些作者那裏則是太極端而缺少了調和），難得的是大悲大喜大怒，難以有“巨大的**”。據說“隻有情感，而且隻有大的情感，才能使靈魂達到偉大的成就”。〔37〕因而他是藝術家，卻不能成為超絕一世的藝術家。那樣的藝術家既有強大的理性又有無羈的夢思，他們的思維有其軌道又能逸出常規而馳騁；他們既是日神又是酒神，同時賦有阿波羅與巴庫斯兩重神性。老舍的情形又令人想起那城：或許正是北京人的優異資秉限製了他。由經驗、世故而來的寬容鈍化了痛感（使之不易體驗尖銳的痛苦，像路翎那樣），節製了興奮（使不至於熱狂，如巴金通常表現出的那樣）。這使他顯得溫和，有時也顯得平庸。
必須說明的是，這裏說的是創作狀態，創作中的情感狀態，而非作品的情感內容。非**的創作狀態並不就導致作品的非**化。老舍作品是有內在**的。他的《離婚》、《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四世同堂》以至《茶館》，都有傷時憂世的深沉感情。但也仍不妨承認，非**的創作狀態與思想能力的薄弱，確也限製了情感達於深刻。老舍就氣質而言是天生的散文作者，這也使他顯得特別。那個時代較為傑出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是個詩人。這是一種時代性格，時代氣質。老舍的創作活動因而有最平凡的特點，既不神聖，也不神秘。寫作是他的生活。老舍樂於強調這種平凡性。“非**”所反映的，或許也多少是這種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