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態度與文化展示
京味小說作者的理性態度表現於創作行為的，首先應當是自覺的風格選擇和自覺的文化展示。老舍由《老張的哲學》到《離婚》，是愈益自覺的風格選擇；後起諸家，更有以老舍作品為範本的風格選擇。不妨說，構成“京味”的那些特點，多半出於事先的設計、有意的追求，以此種“自覺”提供了事後歸納的便利。老舍的一本《老牛破車》〔10〕，寫在他創作的盛期，邊創作邊自審自評，而且所評正在風格。意圖與其實現畢竟不能剛好合榫，不差分毫。但老舍與其他京味小說作者所實現的，大體上確是所意欲實現的，並非偶然得之。
這“自覺”在創作中，又主要表現為自覺的文化展示，這也是京味小說作者設計中的風格的主要部分。至於文化展示中的理性則又表現為文化批判、文化評價，以至分析的衝動，說教的傾向：浮上了表層的理性。與此相關的，是對認識價值的強調。認識這個城市、城市性格，認識這種文化、文化精神。在部分作品中還表現為濃厚的知識趣味——訴諸認知的強烈意向，那神情意態令人不期然地想到長於“神聊”而又趣味優雅的北京胡同居民。凡此，也都出諸明確的風格選擇，而不是信筆所之的偶然結果。
文化展示在“文化熱”的當下已不能充當“獨特”了，卻使老舍在他開始創作的那個時期足標一格。因為那是強調文學的社會意識、政治意識的時期，老舍的思路因之顯得迂遠而不切時務。他又並不就因此而是主潮之外的遊離者。就文學觀念說，老舍無寧說是相當“正統”、中國化的，在當時也更與“主流”的左翼文學相近。比如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早期創作甚至還常有淺露的“教化”傾向（我在下文中還要說到，當代有些京味小說對此也一脈相承）。區分隻是在選擇何種“社會功能”上。比之30年代初急進的青年作者，他更關心“文化改造”這在當時的不急之務，卻也在這裏，他以他的方式，繼續了“五四”一代啟蒙思想者有關“中國問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