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麵一番議論之後，我察覺到自己將“關係”單純化了。有必要重新談論上文中一再使用過的那個“認同”。
如果城隻是如上所說的那樣“支配”與“規定”著創作思維，並投影在作品的人物世界，那麽不但人的審美活動，而且城的文化涵蘊都過於簡單，以致將為我們關於古城魅力的說法做出反證。我們並沒有真正進入“關係”的審美方麵。不妨認為，由於作家的工作方式，自其開始這一種精神創造的時候起，就不再屬於任何特定地域。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屬於，又不屬於。
我不想徑直引用知識分子是“流浪在城市中的波希米亞人”這種現成的說法。中國有的是田園式的城市，這類城市對於生長於鄉土中國、血管裏流淌著農民的血的中國知識分子，決不像西方現代城市之於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異己。上文所說的鄉土感不就是證明？即便如此，知識分子在中國，也不可能與城融合無間，像終老於斯的市民那樣。
城（人文環境）吞沒著人，消化程度卻因人的硬度（意識與意誌獨立的程度）而不等。知識分子從來是城市腹中難以消化的東西——自然愈到現代愈如此。半個多世紀以來那些提倡大地藝術、原始藝術的，無不是城市（且通常是大都市）中的知識者。他們以文化、藝術主張宣告了對於城的離心傾向，有意以“離心”作成自己的形象，從而顯現為特殊的城市人。他們是城市人，即使他們的城市文明批判，他們對於城市的叛逆姿態，也是由城市培養和鼓勵的。但他們又畢竟不同於消融在城市中與城市確然同體的城市人。更早一個時期頌揚吉普賽人，醉心於田園風情曠野文化的，也是一些困居城市備受精神饑渴折磨的城市人。他們未必意識到的是，隻是在城市他們才奏得出如許的田園與荒野之歌，旋律中深藏著**不寧的狂暴的城市心靈。文學似乎特別鼓勵對城市的反叛，這幾乎已成近現代文學的慣例，成為被不斷襲用的文學句法。因而作家作為“人”與城間的關係，又不僅僅是由其工作方式，也由其承受的文學傳統、文學家家族的精神血統所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