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的城市文學最先引起興奮的，仍然是其形式、技巧，猶如象征派詩、新感覺派小說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出現時那樣。
文學發展的要求一再使技法的重要性突出出來。新的文化態勢使人們意識到，對象因技法才成為對象，技法使得傳達新的文化意識、文化感受成為可能。自20年代末，新小說憑借當時所有的藝術手段，尋找對於城市形象的新的感性整合方式。文學曾為此有意識地引入了電影手法——電影的鏡頭運動，畫麵剪切，對視聽效果的強調，借以打破舊有的格局，表現新奇的時空感受。現代派文學的譯介畢竟是太繁難的工程，電影則是易於接觸的現代城市藝術。老舍曾有雜文《看電影》，寫市民看電影的喜劇性場麵。魯迅的嗜看電影更是人們熟知的事實。由早期左翼文學（如丁玲的《水》，張天翼的《最後列車》、《麵包線》、《二十一個》等）到《科爾沁旗草原》（端木蕻良），你都能發現電影對於小說的藝術滲透。這也是那時的“時式”。電影作為典型的都市藝術，充分體現著為當時中國人所理解的現代物質文化，所謂“聲光化電”。即使有鄉土中國的保守性，現代科技（這裏是電影技術手段）仍然影響了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並改造著他們的審美趣味。與電影手法一道大舉侵入文學創作的，還有新聞文體和新聞手段。紀實手法、速寫體在一段時間的流行，也有助於打破舊有的結構形態，傳達城市的**。這一方麵，也以早期左翼文學最惹人注目（那種速寫體小說直可稱作“左翼體”）。新聞文體即使不能硬說是一種“城市文體”，新聞業的發達也是近代城市發展的直接結果，其形式與功能都有十足的城市性。電影手法與新聞文體，是現成的形式材料，兩者間又以電影技巧更有結構更新的啟示意義。比如電影對多維時空的把握與呈現方式。對電影手法的文字模仿，使新文學關於自身功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現代技巧使文學重新發現了時間，發現了傳達人的時間感受、時間經驗的方式。這必然導致革命性地改造小說的整個藝術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