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由上文的敘述已看到了“上海形象”在新文學城市文學中的顯赫位置。新文學者的將上海作為相對於北京的文化極地，或多或少出於鄉下人見識。當初北京及其他古舊城市的看上海，想必如同舊貴族的看暴發戶，舊世家的看新富新貴，鄙夷而又豔羨的吧。上海的珠光寶氣在這種眼光中越發明耀得刺眼，“極地”認識中不免含有了若幹誇張。上海與北京的相對距離在更寬闊的文化視界中會大大縮短，其間的文化疆域說不定就部分地消融在了文化混雜之中。但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又的確是北京的對極，其“極態”決非全出於誇張更非虛構。使它們處於兩極的，是當時中國人依據其經驗所能想出的惟一坐標係，正如北京城內的老綢緞莊“三合祥”隻能把對門的“正香村”作為敵國、對手（老舍：《老字號》）。豈止現代與非現代，即使城、鄉的坐標位置又何嚐易於確認呢!於是上海與北京被分別作成外延大於內涵的概念，文化學的名詞術語。這裏尚未計及它們在普通人那裏的情感屬性和它們因文學藝術的加工製作而引發想象、聯想的豐富無比的審美品性。
4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曾用上海作為標尺量度美國（這是他們最便於取用的標尺），在那裏看到“千百個大上海，小上海”〔12〕，適足以顯示其為道地鄉土中國人。至今偏僻鄉村仍有那裏的“小上海”——為標準上海人所不屑的繁華集鎮。王蒙的《在伊犁》還寫到邊疆民族對上海的崇拜：上海是他們珍愛的小商品，更是一種生活理想。
用了上海量西洋，同時大上海也在心理上“非中國化”了。“霞飛路，從歐洲移植過來的街道”（穆時英：《夜總會裏的五個人》）。這是站在中國具體可見的歐美文化模式，因而才被理所當然地作為量具。曾經充當“國際城市”的曆史，也如歐洲舊貴族的爵位，至今還是身份高貴的證明，鼓勵著上海人的優越感。即使在三四十年代，“上海自豪”（這並非那一時期知識界普遍的感情傾向）中也少有鄉土感。人們最難以接受的，是摩天大樓、交易所、跑狗場之作為“中國”。也因而，較之北京，上海是更便於借助工業社會通用的文化編碼讀解的文本。除克利斯多福·紐的《上海》外，出諸日本作家之手的，有丸山昇的《上海物語》，橫光利一的長篇小說《上海》。如果英美作家寫上海無意間找尋著熟識的文化模式，那麽當時的日本作家到上海卻是為了感受歐美文化的“啟發”的。〔13〕尚未聞有一本題作“北京”的長篇小說出諸歐美作家之手。即使如克利斯多福·紐居滬那樣有居京數十年的閱曆，也未必敢自信能讀解得了北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