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弄不清自己在本書中關於“北京人”有過多少次說明了，實在有點絮煩。這裏索性做一次補遺，把京味小說中所寫而不能納入上述綜合的胡同人物及非胡同人物檢閱一下，以補概括中不可免的武斷。以“例外”映照常態，也有可能引出對北京人的其他發現。
有人說過，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為，不如是不足為京師。〔21〕從來京師的人文景觀都比別處駁雜，京城人物也比別處更多著些個品類。北京人厚道、大度，卻有頂勢利的街坊（《煙壺》），極奸刁詭詐的科員（《離婚》）。京味小說由生活中擇取、我更由京味小說中抽象出的“理想市民”不妨視為文化模型。在出於目的性做了篩選之後，僅由上文對作品內容的歸納你也看到了，所談及的北京人任一文化行為、文化性格背後，都有與之犯衝的另一麵。我們同時發現，那些個差異在別一層麵的觀察中，又歸入了共同性的範疇：在文化含義上，正麵與其背麵貼合了。由此又產生了北京文化的有機性。自身衝突與深層同一，提供了向內核掘進的條件。如此複雜的文化現象所包含的諸多線索，還遠沒有被充分地利用過。
京味小說作者為襯映其“理想市民”型範而寫“各色人等”，又因意識到了的市民精神弱點而搜尋對立物，尋找“別樣的人們”——這尤其是老舍的思路。老舍在三四十年代，始終不懈地尋找市民性格的對立物。他找到了那個社會的破壞者，如《黑白李》中的白李；找到了尚保存著鄉野氣、未為北京文化消化掉的知識分子，包括《離婚》中的老李。前者於他實在有點陌生，不像是活的人；後者又讓他失望——他便把這失望也寫在了作品裏。老李是那個社會及其文化張網以待的飛蟲。迂夫子究竟沒有什麽力量，甚至不能成為“社會”這隻巨大的胃袋裏一粒堅硬的石子。有可能正是經由創作中的這一番試探，倒叫作者在認識他的市民人物的同時，也看清楚了他所鍾愛的那種知識分子性格的限度。老舍比他的人物堅韌。他把尋找延伸到北京形象之外，於是有《鐵牛和病鴨》中的鐵牛，《一筒炮台煙》裏的闞進一，《不成問題的問題》的主人公尤大興。他最終找到的仍然是知識分子；隻不過不同於老李，那些人物與傳統文化較少幹係，其中有的還有英美文化背景罷了。他在這些形象上強調公益心、職業道德、社會責任感和個人效能感這些傳統社會素所缺乏的精神品質。經由上述人物逼視市民社會中常見的苟且、敷衍、世故圓滑，熱衷於形式，消磨生命於禮儀應酬；未必成功的文學表現中，可能確有作者本人的認識程序。他是以“五四”及隨後的英倫三年為思想背景，依賴時代啟示了的批判眼光和得自域外的教養，發現他所由生長的那個社會的弊端的。在早期作品（如《二馬》）和寫於1936年的雜文中，他還直接以英國人或英國式的實業家作為中國傳統人格的反照。〔22〕可惜這一種思路始終不曾展開。愈到後來愈強化的對異質文化的警戒，妨礙了他在這一方向上的深入。由此也令人窺見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批判中所處的兩難境地，不失為了解老舍文化意識矛盾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