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旗人文化”而說“旗人現象”，是怕過於僭妄。本書的使用“北京文化”已是在誇張的意義上，教我不忍再動用類似名目。“旗人文化”，老實說，還未曾真正進入研究視野呢。我所能做的，也隻是“淺嚐”而已。令人驚異的倒是對如此有價值的課題的長時期冷落。在這一方麵，負有文化闡釋任務的研究界，遠沒有創作界來得敏銳。
清末筆記野史記有旗人辛亥前後的潦倒困頓，貴胄王孫竟至於有以紙蔽體者，狀極淒慘。如此命運雖經清末相當一段時間的情勢積累，對於優遊終日的膏粱子弟，仍像是一朝夕間的事，正所謂晴天霹靂。這一頁曆史早已翻過，過分纖細的“公正論”不免書生氣。曆史祭壇上總要供奉犧牲的。有罪的與無辜的犧牲在為神享用時，想必味道沒有什麽兩樣。上述人的命運的戲劇性，本應是隨手可以揀來的現成題材，新文學史上利用這“現成”的卻並不多見。倒是張恨水的《夜深沉》，寫了貴族後裔的淪落，平民化。
我尚無力全麵考察晚清到民國的市民通俗小說。就新文學看，對於這題材即使不是第一個進入，進得最為深入的也必是老舍。《四世同堂》裏有關小文夫婦的篇幅並不算多的描寫，是一種思考的極深沉有力的開端。在此之前，他將對於旗人的文化探索包藏在北京文化追究中。我以為那深藏著的，或許有最初也最基本的衝動，但明確標出仍然是意向積攢的結果；在老舍個人，更有其沉重的意義。小文不是旗人，“但是，因為爵位的關係，他差不多自然而然的便承襲了旗人的那一部文化”。由小文夫婦，他第一次寫到旗人境遇的特異性。“在滿清的末幾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漢人所供給的米，與花漢人供獻的銀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都會唱二黃，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至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兒詞。”“他們為什麽生在那用金子堆起來的家庭，是個謎；他們為什麽忽然變成連一塊瓦都沒有了的人，是個夢。”老舍由小文夫婦而尋繹旗人的文化性格與曆史命運，較多地寫到了詩意方麵。那原不是一個適用輕嘲微諷的年頭。以遙望故園的沉痛寫粗暴**下這花一般嬌弱的文化，他渲染出的是一片淒涼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