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談北京人各麵原是不可分拆的，拆開來隻是為著說的方便。比如“散淡神情”與“理性態度”。因而述說就難免於重疊。這裏所談的情態在我們也不陌生，我們已在考察北京人“生活的藝術”時瞥見了。我們隻是不滿足於那限於論題的較為單純的目光，還想由這神情中讀出更多的東西，讀出其與北京人的性格諸麵的更內在的聯係而已。當然，為此再做一番審視確也是值得的。
《那五》中寫那五去訪打草繩謀生的老拳師武存忠：“那五生長在北京幾十年，真沒想到北京城裏還有這樣的地方，這樣的人家，過這樣的日子。他們說窮不窮，說富不富，既不從估衣鋪賃衣裳裝闊大爺，也不假叫苦怕人來借錢，不盛氣淩人，也不趨炎附勢。嘴上不說，心裏覺著這麽過一輩子可也舒心痛快。”
戒奢、戒貪，守分安貧；戒驕、戒諂，自尊自愛；無餘財無長物，淡泊自甘。不但是自足生態，而且有自足心境。因上述諸“戒”與這自足，即活得樸素寧靜而尊嚴。武存忠是鄧友梅提供的理想市民的形象，作者所持標準，與汪曾祺的劉心武的以至老舍的又何其相似!《鍾鼓樓》的作者欣賞小廚師對付生活的那份自信沉著，欣賞小園林工人“那種對名利的超然態度，以及那種自得其樂的生活方式”。然而以之為“某種八十年代新一代才會出現的心態”，卻並無太多的根據。傳統與現代的銜接方式本是多種多樣的，其間並無絕對分界。
如上所說，“散淡”作為心態是道德修養的結果，既得道後的內心境界，由內而外現之於眉宇間的神情意態。作為其支撐的，除上文已經說到的理性精神，克己、節欲等等之外，更有老派市民的功利觀念。
財產，說得更白一點兒，錢，是傳統社會潔身自好的人物素所諱言的。這甚至被作為一種道德態度，賦予極嚴重的含義。“鹹近士風”的北京市民人物在京味小說作者筆下，並不就染有這潔癖。北京人與寫北京人者在這一點上各有一份通脫。胡同居民是實際的，也不能不實際。他們無法像封建時代的士大夫那樣一味飄逸、清高。祁老人與其孫子祁瑞豐品性不同，卻都有“最切實際的心”。一條小羊圈，不切實際的隻有錢家，在小說中被用來體現與市民人格相映照的傳統書生品格。但用筆太過，欲顯示其清高脫俗反讓人覺著矯情。倒是講實際的凡庸市民形象更易於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