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標題會令人以為本書作者小題大作。但寫在京味小說中的北京人，的確可以看作中國人的某種標本。
市民與農民，都是天生的現實主義者——自然是在這個概念含義的較低層次上。他們生活的世俗、物質性質，他們麵對的生存問題的具體瑣細，他們所處社會經久而厚積著的經驗、常識，以及教養、知識水平的限製，都有助於造成關心基本生存注重實際的“現實主義”。祁家人津津有味地聽農民常二爺說鄉下生活，說農事，因為那是些“緊緊與生命相聯，最實際，最迫切的問題”，也因為他們自己原本“實際”。他們幹活吃飯，作藝吃飯，在這上頭玩不出花活來。這幾乎是小民的全部生活，其中有小民的真理。老北京人管衣食之資叫“嚼穀”（如說“奔嚼穀”）——有多麽的親切實在!
京味小說作者在多數場合，無寧說欣賞這種講求實際的態度。他們從這裏看出了對於知識分子空談玄想的嘲諷。小民的人生叫他們感受到生命的樸素與堅實。這裏或有被知識者遺忘（或曰喪失）了的一些基本的生命體驗。
市民的後代是在那個最世俗的世界裏開蒙的，不但那五、索七的後人，而且如《立體交叉橋》裏的侯家兒女。這世界擁有那樣豐富的經驗與常識，積存了無窮世代的人生教訓，在走出胡同社會之前，他們還邁不過這些去。索七的後人金玉寶拿自己與哥哥的境遇、遭際比較，而後選擇自己（鄧友梅《索七的後人》）；侯家老二也在與哥哥、哥哥那一代人的比較中選擇自己（《鍾鼓樓》）。他們的認識可能是歪曲的，卻循著市民人物通常的認識道路。這兒沒有思辨哲學、形而上的位置，思想材料是直接生活；認識活動則在其每一環節都力求落到實處，實實在在的衣食住行。這固然有可能使他們切實，卻也同時會使他們委瑣。不管怎麽說，他們在最初都是被用了最切近而可靠的經驗塑造成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