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多禮，在這一點上最無愧於“禮義之邦”的“首善之區”。通常在說到這“多禮”之後，不免要感歎世風日下。這並不總是遺老情懷。在新的文化建設中憑吊流逝中的文明，也應能表現現代人的豁達氣度的吧。
禮儀文明是北京魅力的重要來源，並曾構成過北京人形象的重要側麵，是其外在形象亦是內在氣質。老舍曾不無自豪地寫到過，北京城中“連走卒小販全另有風度”。他的作品中商人固不失斯文，近郊農民也因蒙教化而與別處氣質不同。禮儀規矩並及於鳥類：“別小瞧這養鳥兒，自老年間就很講究個章法呢！”（《紅點頦兒》）北京到底是北京，即使騙子行騙也能騙得不勝風雅，彬彬有禮。《那五》中使主人公上當吃虧的，就是這種京產的騙子。魯迅新編故事《采薇》裏的強盜，不也十足京味？這裏或者也有禮的妙用。
北京人的多禮，也緣於滿族、旗人文化。“老人自幼長在北平，耳習目染的和旗籍人學了許多規矩禮路”（《四世同堂》）。漢民族有禮儀文化的悠久傳統，北京市民卻要向旗籍人學“規矩禮路”!傳統社會因自身閉鎖而更有同化力，如對上文中提到的老王掌櫃，對進城謀生的祥子，對近郊農民。文化猶之陶輪，其塑造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人們說習染，說耳濡目染，用了更古老的說法，曰“漸”。由風（習尚）而造人，因人而成風，到了後來，不必借諸訓練，文化環境即實施“教化”。這也是典型的高度發展了的鄉土社會。
禮儀文化的功用在這裏也如在別處，最終在於使人類徹底脫出荒野，納入農業文明。作為治道、統治術，則在有效地“牧民”，使其失掉犄角和利齒，馴順守分。“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荀子·禮論篇》）。鄉土社會中成熟的臣民都極明於“分”。北京話有“應分”。守分，不逾分，不作非分之想、非分之求，是做人的基本原則。“禮”於是進入了最日常的思想行為。忠實於自己的社會角色（本分），依循社會、公眾認可的生活軌道，其結果是社會的穩態、常態。在人，“分”多半指其社會地位（社會倫理秩序中的位置）而非社會職業。“守分”並不包含現代職業要求，也不能無條件地轉換成職業道德。這裏的“分”多半是先天的、出諸社會的強製性安排，是社會結構中個人被派定了的地位、角色。所以才叫“應分”，須“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