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人
據說關於北京，有三種空間範圍上的規定；本書所說的北京，指北京城區及關廂地區。近有劉紹棠提倡“北京鄉土文學”，《鄉土》〔1〕一集所收諸作，寫的多為北京郊區鄉村。原順天府所轄鄉村亦是“北京”，但京郊鄉村、京轄諸縣文化，不在本書所論範圍。大北京文化、北京地區（不限於城區）方言文化、北京地區城鄉文化的銜接等，都是有意義的課題，必能吸引研究者的興趣。
本書涉及的京味小說，如鄧友梅的作品，所寫空間範圍大致屬舊城區（即原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區）。即使舊城區，如原先的北城、南城〔2〕，就盡有漸成土著的外鄉人。有明一代曾以江浙、山西等地富民實京師。明清兩代由於京城的消費需求（包括文化消費），有大批藝人、工匠（以江浙籍為多）、農民遷入。現在的老北京人中，有多少是這些移民的後代，誰又說得清楚!王安憶的《大劉莊》、《我的來曆》寫到上海人的根。被認為道地、正宗的上海人，未見得是在上海有根的；真有根的，是那小漁村漁民的後人。
由戶籍製度或能找出有關北京人的規定，在生活中更足作為證明的，不如說是其現實形象，其在實際生活中的姿態。這裏也適用文化尺度的衡量，不必非經戶口簿的認可。林海音小傳，說“林海音出生於民國八年，原籍是台灣。可是自幼隨父母到北平去，在那兒成長，接受教育，工作，結婚，所以她有濃厚的北平味兒，也因此有人說她：‘比北平人還北平!’”〔3〕既如此，就稱她“北平人”又何妨？
令人驚歎的，是北京文化的同化力。《正紅旗下》裏有一位出生膠東的老王掌櫃，“在他剛一入京的時候，對於旗人的服裝打扮，規矩禮節，以及說話的腔調，他都看不慣、聽不慣，甚至有些反感。他也看不上他們的逢節按令挑著樣兒吃，賒著也得吃的講究與作風，更看不上他們的提籠架鳥，飄飄欲仙地搖來晃去的神氣與姿態。可是，到了三十歲，他自己也玩上了百靈，而且和他們一交換養鳥的經驗，就能談半天兒，越談越深刻，也越親熱。……”北京城就這樣消化著遷入者。這也是一種“風教”：北京以其文化優勢，使外鄉人變土著儼若“歸化”。由文學中引出的上述“實例”講的是北京文化對於北京人的塑造過程。漸次產生的歸屬感，使老王掌櫃“越想家，也越愛留在北京。北京似乎有一種使他不知如何是好的魔力”。對於北京的鄉土感情於是乎釀成。這類變化發生在北京，幾乎是不可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