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厄爾斯特
【編者按】原文題為“Tocqueville on 1789: Preconditions,Precipitants,and Triggers”，載切瑞爾·韋爾奇（Cheryl B.Welch）編《劍橋托克維爾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49～80頁。作者瓊·厄爾斯特（Jon Elster）係挪威社會和政治理論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Robert K.Merton講席教授，此文的特色在於指出了《舊製度與大革命》中一些觀點的可能的來源，並著重分析了托克維爾有關如何避免大革命的一些經驗性思考。注釋中的引文由亞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翻譯。出自《舊製度與大革命》（後簡稱《舊製度》）一書的引文均據1866年的博蒙（Beaumont）版《托克維爾全集》譯出，沒有注明出處的頁碼索引都指此版本。為了方便讀者，也標注了引文在普雷亞得（Pléiade）版《托克維爾全集》（後簡稱《全集》）的頁碼。本文所引《舊製度》第二卷筆記出自普雷亞得版《全集》，第三卷，319～1286頁。
一、導言
勞倫斯·斯通談英國革命原因時，區分了遠因（preconditions,1529—1629）、近因（precipitants,1629—1639）和導火線（triggers,1640—1642）。遠因“使某種形式的政權再分配幾乎不可避免……但這些變化究竟將由和平演變、政治動亂或武裝力量促成，都沒有定數”。稍後，“15世紀30年代的近因使一場政治衝突由可能性變成了蓋然性”，而導火線則是由“一連串短期的甚至是意外的事件提供的，這些事件將蓋然性變成了確定性”。[1]他區分的那些日期，當然是有點武斷，但還是能指示出觀察家們——無論是在當時寫作的，還是得益於事後認識的——在思考某個革命起因時的一些反思點。
人們可以試著在托克維爾關於法國革命的著作中尋找類似的區分。[2]《舊製度與大革命》第二編討論了大革命的遠因，那是在1439—1750年間發生的過程。近因是該書第三編的主題，發生於1750—1787年間。導火線則是在有關計劃中的該書第二卷的第一編和第二編的筆記中討論的內容，發生於1787—1789年間。盡管大致相符，這種分期卻和他的分析不大對得上，因為他的分析指向一個更進一步的反思點，那是在1770年前後。在《舊製度》的第三編第一章中他指向1750（在18世紀中葉），認為這是一個分水嶺，標誌是某種抽象的哲學激進主義的出現和它的思想霸權。不過在那個時候，輿論的基調還是改革而非革命[3]。事實上，一位開明君主當時就有可能防止革命的發生[4]。但20年以後，輿論基調就變了[5]。托克維爾舉了一個例子，即人民對1771年一些高等法院的被廢黜事件的反應，並指出從那以後一場激進的事變就不可避免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