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舊製度與大革命解說

大革命曆史學家托克維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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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塞爾·萊因哈特

【編者按】馬塞爾·萊因哈特(Marcel Reinhard,1899—1973)是巴黎大學法國革命史講座第五任教授。他這篇紀念托克維爾的發言稿刊載於《法國革命史年鑒》1960年秋季卷,總第161期,257~265頁。萊因哈特注意到,托克維爾經曆了一個從“隨筆作家”向“曆史學家”轉變的過程,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親身經曆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之所以能成為一名成功的曆史學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一直保持著隨筆作家的敏銳而細膩的直覺。

托克維爾不寫拉克勒泰爾、米涅那樣的革命史,他要做“研究”。研究就是一係列的反思,它會切斷陳述的連續性。他要走的是孟德斯鳩、伯克、博納爾和邁斯特的路子。

他決心研究的,是法國一種新社會的起源。他是在舊製度的最後一些時間裏和在法國大革命中發現這個新社會的,所以這個新社會是由一種自相矛盾但又非常真實的連續性焊接起來的。這個新社會就是他自己身處其中的社會。他考察它的起源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受到的是那種曾推動他去研究美國民主的同樣的好奇心的驅使。總之,托克維爾是立足現實的,他講述貴族的衰落,歡呼自由的發展,接受平等的發展,擔憂平等會窒息自由。正是這種擔憂促使他去考察各種曆史的關聯,各種先例。他從不為研究而研究地研究曆史。

但他的方法還是曆史學的方法。可能更多的是20世紀曆史學的方法,而非19世紀曆史學的方法。托克維爾要做解釋,而非陳述。他分析結構而不是隻談事件。他關注的是長時段的運動,而非那些“革命日”。為了完成他的工作,他需要曆史學家,需要他們的關於《舊製度與大革命》的作品,可是他隻字不引。這種沉默引起了勒費弗爾的注意。在他介紹托氏著作的那篇精彩的導言中,他就談到了這一點。[2]從托氏的文字中是找不到緣由的。關於大革命,他曾做出這樣的最終判決:“沒有一個曆史學家完全了解當時的時代精神。”[3]順便說說,人們喜歡細談托克維爾關於米什萊著作的觀點。不管怎樣,托氏的這句話走得很遠,超越了一篇文章的方法,深入到了曆史方法的核心。既然托克維爾不要寫曆史,那他就需要曆史學家,因為曆史學家有一種深邃的曆史構想能力,能夠抓住時代的“精神”,能夠從革命文獻的那些熱昏的胡話中認出“真誠的、真實的、熱烈的”東西。由於沒有這樣的曆史學家,托克維爾隻好盡可能在這個方麵做些工作。就舊製度來說,相關曆史作品的不足也是很嚴重的:曆史學家們幾乎都忽視了18世紀的各種製度慣例、法律、風俗和社會各階級。所以托克維爾要做的,一方麵要思考各種問題,一方麵還要研究各種文獻——他做得不錯,收益頗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