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與農民有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距離感，這些鄉居貴族在對農民的態度上漸漸變得像自己的管家一樣可惡：“他認為佃農不過是債務人，對這些人他們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規或慣例屬於他的東西都不放過，結果這些封建殘餘權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時代還要苛刻”，以至於農民要用“燕隼”——猛禽中身量最小的一種——這一綽號來咒罵這些窮酸刻毒的家夥。[50]
托克維爾這裏說的情況已經牽涉到一個後來被人們稱作“領主反動”的法國曆史現象，隻是在他那個時候學界還沒有這種說法。所謂“領主反動”，按法國當代著名學者勒內·雷蒙（René Rémond,1918—2007）所言，指的是鄉居貴族在大革命前三十來年裏為擺脫他們的經濟困境，提出要恢複他們過去曾經享受過的種種早已被廢棄了的封建權利，主要是各種稅費；結果一些過時了的舊封建法規又重新生效，已經被遺忘了好幾代的封建稅費又被發掘了出來，並強迫農民不折不扣地繳納。[51]
但當時法國農民所實際遭受的苦難還遠不止於此。托克維爾進一步發現，不光是貴族拋棄了農民，資產者也拋棄了他們，其實整個國家都拋棄了他們：知識突飛猛進農藝卻被忽視，政府隻知加派軍役徭役，饑荒襲來他們無人賑濟，外出行乞還有騎警追緝……而這一切，在托克維爾看來都是法國貴族的“種姓化”或“寄生化”的後果，因為，“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致、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麵前，替農民求情，那麽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製定嗎？”[52]
而且農民“除使用暴力外，對於壓迫幾乎始終處於無法反抗的境地”。[53]所以美國學者多納爾德·馬萊茨要說，法國農民在舊製度下“隻能成為前革命者”。[54]厄爾斯特甚至認為法國貴族的那種“種姓化”或“寄生化”是導致大革命爆發的最重要的動因，因為“沒有農民的仇恨，單憑資產階級的嫉妒本身是不可能鬧起一場革命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