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豔紅[1]
《舊製度與大革命》提出的一個重要見解是：在政治方向上，大革命是舊製度的延續而不是斷裂，而延續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權製。托克維爾向往地方和社區自治，希望在中央權力和公民之間存在中間權力，如地方議會、獨立的司法，最重要的是貴族的社會領導地位。但是，舊製度（更準確地說是絕對君主製）的最大影響是破壞了法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社會結構，國家行政機構取代了過去的中間權力和自治機構；舊製度時代的外省督辦，就是拿破侖時代的省長的前身。這個論點後來在泰納的巨著《現代法國的起源》第一卷《舊製度》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2]。中央集權製造成了怎樣的後果呢？最大的後果是貴族成了多餘的人。托克維爾和泰納都有一個核心觀念：特權與責任的平衡。18世紀的歐洲仍然是個貴族社會，但隻有法國的貴族特權特別受人憎恨。因為跟其他地方不同，法國的貴族不再承擔保護和領導等職責，這樣的工作已經交給國王的官吏了。貴族不承擔責任，但他們仍享有各種特權，而特權因為失去其依據而變得特別可憎。這種情況是英國和德國都沒有的，或程度沒有法國那麽嚴重，那裏的貴族和教會領主依然是人民的領導者和保護者，利益共同感和社會團結依然存在，因此特權製度並非不能忍受。
但貴族的命運隻是那段曆史的一個方麵，本文擬結合《舊製度與大革命》的相關論述，從政治、社會和思想方麵來簡述舊製度的衰落，然後通過舊製度的財稅改革來透視它方方麵麵的困難，最後就舊製度的沒落談一點啟示。
一、政治結構
大革命前夕法國的政治體製被稱作絕對君主製。在法國，絕對君主製在路易十四時期達到頂峰，博敘埃是理論上的代表者，他認為，君主無須對臣民負責，他的權力不容分享，臣民沒有不服從的自由；但他又說，絕對權力與專製權威是有根本區別的，前者尊重理性、法律和宗教，它們為權力設置了界限，後者則憑君主的個人喜好施政。不過，當君主的作為越過了這些界限時，臣民並沒有反抗的權利，而隻能祈禱上帝。這種學說是個不完善的體係。當君主的作為超越了那些界限時，有可能被視為非法，但它並不必然引出臣民的反抗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