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不解者看來，一個小小的“她”字的曆史，卻費去著者如此多的心血，這樣的努力值得嗎？我的回答是：值得，當然值得！曆史上的事情肯定有大小之分，而劃分的標準卻各不相同。對於心靈日益豐富，越發渴求“明智”的現代人和“後”現代人來說，更為重要的，無疑是借助曆史學家對各色“曆史”的真實呈現，巧妙揭示和智慧把握，去獲取無盡的人文省思與意義感悟。從這個視角去窺測，“她”字問題焉能說小？！
五四時期的胡適曾言：“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我了解這句話的含義與分量。較之通常被人們掛在嘴上的那句關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的學術國策之高論，胡適所說的這句話顯然更切實、靈性和高明，也就更為精彩。“她”字的曆史雖談不上“古”，對於今人卻早已“若明若晦”，何況筆者的努力還並不囿於傳統語言學的字義史範圍，而致力於一種文化史內涵的多方開掘呢？如果說我在“引論”中所提到的陳寅恪那句“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是本研究的方法論提示，那麽胡適此言，則是我自己對於這本小書努力追求的價值期許，或者說是自我安慰。
我正式開始“她”字曆史的研究，是在2003年至2004年。當時作為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我申報的研究課題不是新項目，而是延續2000年我所獲得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形成、傳播與學術文化的現代轉型》。“她”字問題，乃是該課題中新確立的一個組成部分。2005年7月26日，《光明日報》發表拙文《也談“她”字的發明與“伊”字》，引起一點討論，並激起了我進一步全麵收集有關資料，進行係統研究的興趣。2006年底，我完成了《“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詞符號的發明、論爭與早期流播》一文，大體實現了初步的預想。該文次年4月刊在同人創辦的《新史學》第一卷上。在此文刊行之前，我應邀赴日參加“東亞科學與藝術綜合研究的繼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向大會提交了這篇論文並發言。論文和發言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也獲得了來自不同學科的中日學者諸多的教益（我在本書第八章已有提及）。可惜當時論文已沒有機會再多加修改了。不久文章在《新史學》上公開發表，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鼓勵。特別是孫江兄，他不斷推動我對論文予以擴充和完善，還部分地將其譯成日文供課堂討論使用，尤其令我感動。兩年多來，在孫江學兄的一再督促和張壽安、陳建華、楊念群、夏明方、王奇生、沈國威、朱京偉等友人和我妻子劉輝女士的諸多幫助下，我陸續又補充、修改了不少內容，從而使原有的研究得以進一步充實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