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文化史研究”，首先要涉及對“文化史”的理解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史特別是近代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在持續進行，甚至某種程度上還可以稱得上繁榮，但該領域的研究者們對於文化史的理論反思，卻是始終不足的，即便與國內學界社會史的理論探討相比，也要遠為遜色。80年代之初，周穀城前輩提倡“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建議文化史的研究者們先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埋頭著述，暫不要過多地去進行理論方麵的討論。這一做法在當時也許存在某種必要性，但由此導致的對於文化史學理論的忽略及其認知的局限性，如今已是越來越成為製約文化史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重要因素了。
（一）
這些年，國內學界專門探討文化史理論的論著極少。在筆者所見到的為數不多的專論中，常金倉先生的《窮變通久——文化史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值得一提。該書作者不滿於國內的許多研究停留在文化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評判水平，以及對文化各門類的拚盤組合層次之現狀，極力強調文化本身及其研究的統一性和整體性，這對於現今的文化史研究不無針砭意義。在這方麵，他主要是繼承和發揮了日本文化史家石田一良的某些觀點。
石田一良指出：“對文化史學的最大誤解，是將‘文化’視為相對於政治及經濟的，有關宗教、學術、藝術等的狹義的文化現象，從而把‘文化史’看做是部分地或綜合地記述該類曆史的一種特殊史”［1］。常金倉加以發揮道：“曆史學家之所以采取文化史的研究策略，正是要把人類的全部曆史當作文化加以整體的考察，正是這個整體性才能克服舊式敘事史的個別性和獨特性，從而發現文化發展的一般原理。政治、經濟、宗教、哲學、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文學藝術、學術思想都是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把他們割裂開來分別研究，猶如將一個人肢解以後再去研究他的各種生理活動一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