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訓，我們學校的基礎就是立在這五個字上，再也沒有一件事比明了這五個字還重要了。說來倒很奇怪，我在本校從來沒有演講過這個題目，同誌們也從沒有一個人對這五個字發生過疑問。大家都好像覺得這是我們曉莊師範的家常便飯，用不著多嘴饒舌了。可是我近來遇到了兩件事，使我覺得同誌中實在還有不明了校訓的意義的。一是看見一位指導員的教學做草案裏麵把活動分成三方麵，叫作教的方麵，學的方麵，做的方麵。這是教學做分家，不是教學做合一。二是看見一位同學在《鄉教叢訊》發表一篇關於曉莊小學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說：“曉莊小學的課外作業就是農事教學做。”在教學做合一的學校辭典並沒有“課外作業”，課外作業是生活與課程離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學做離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創辦電影演員養成所，招生廣告上有采用“教”“學”“做”辦法字樣。當時我一見這張廣告，就覺得洪先生沒有十分了解教學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寫“教學做”辦法，決不會寫作“教”“學”“做”辦法。他的誤解和我上述兩個誤解是相類似的。我接連受了這兩次刺激，覺得非徹底的、原原本本的和大家討論明白，怕要鬧出絕大的誤解。思想上發生誤解則實際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這個題目來演講一次是萬不可少的。我自回國以後，看見國內學校裏先生隻管教，學生隻管學的情形，就認定有改革之必要。這種情形以大學為最壞。導師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稱為教授為榮。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識來賑濟人的。我當時主張以教學法來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務會議席上辯論兩小時，不能通過，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專修科主任名義。八年，應《時報·教育新思潮》之征，撰《教學合一》一文，主張教的方法要根據學的方法。此時蘇州師範學校首先讚成采用教學法。繼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師範同事無暇堅持，我就把全部課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為教學法。這是實現教學合一的起源。後來新學製的頒布，我進一步主張：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這是“民國”十一年的事，教學做合一的理論已經成立了，但是教學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現。前年在南開大學演講時，我仍用教學合一之題，張伯苓先生擬改為學做合一，我於是豁然貫通直稱為教學做合一。去年撰《中國師範教育建設論》時，即將教學做合一之原理作有係統之敘述。我現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組織起來作進一步之敘述。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從先生對學生的關係說，做便是教；從學生對先生的關係說，做便是學。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真學。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學也不成學。從廣義的教育觀點看，先生與學生並沒有嚴格的分別。實際上，如果破除成見，六十歲的老翁是可以跟六歲的兒童學好些事情的。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是我們不知不覺中天天有的現象。因此教學做是合一的。因為一個活動對事說是做，對己說是學，對人說是教。比如種田這件事是要在田裏做的，便須在田裏學，在田裏教。遊泳是在水裏做的事，便須在水裏學，在水裏教。再進一步說，關於種稻而看書，不是為看書而看書，乃是為種稻而看書，想把種稻教得好，要講什麽話就講什麽話，要看什麽書就看什麽書。我們不能說種稻是做，看書是學，講解是教。為種稻而講解，講解也是做；為種稻而看書，看書也是做。這是種稻的教學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學做都是如此，方為一貫。否則教自教，學自學，連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學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寶山縣師範學校竟把教學做合一改為做學教合一。這是格外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