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終身以立德樹人，教育救國為己任。他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立德樹人，以德為先。在現代教育中，他也是我國最先深刻指出應試教育貽害無窮的教育家。
早在八十年前，陶行知先生就指出“學生是學會考。教員是教人會考。學校是變了會考籌備處。會考所要的必須教。會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於必不教。於是唱歌不教了，圖畫不教了，體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農藝不教了，工藝不教了，科學的實驗不教了，所謂課內課外的活動都不教了，所要教的隻是書，隻是考的書，隻是《會考指南》！教育等於讀書；讀書等於趕考。好玩吧，中國之傳統教育！”（《殺人的會考與創造的考成》，原載1934年6月1日《生活教育》第1卷第6期）
對比我們現在的教育，與八十多年前陶先生指出的有多大改變？不是越來越嚴重了嗎？但有誰指出呢？這種違背教育方針的教育，有智育無德育，培養出什麽人呢？陶行知先生進一步指出：
“私德不講究的人，每每就是成為妨害公德的人，所以一個人私德更是要緊，私德更是公德的要本，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潔’。一切壞心術壞行為，都由不廉潔而起。所以我在講‘建築人格長城’的時候，提到了楊震的‘四知’，甘地的漏夜‘還金’，華盛頓的勇敢承認錯誤和馮煥章先生所講的平老靜‘還金鐲’的故事。這些，都是我們大家私德上的好榜樣。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效法這些榜樣，把自己的私德建立起來，建築起‘人格長城’來。”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然使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否則，沒有道德的人，學問和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大，所以我在不久以前，就提出‘人格防’來，要我們大家‘建築人格長城’。建築人格長城的基礎，就是道德。”（《育才學校》，1951年4月《陶行知文集》第7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