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也就是民國初期，我國進口的商品銳減，實業界很多商品要自造，技術人員又奇缺，而此時中學畢業生升學的不到10%。麵對這樣一個局麵，黃炎培先生等進步教育工作者勇敢地站出來，積極倡導職業技術教育。1915年4月黃炎培先生專程去美利堅考察職業技術教育。此時的陶行知先生正好在美留學，兩人相逢，常在一起研討“中華民國”應如何開展職業技術教育問題。8月，黃炎培先生回國。次年12月5日，黃炎培先生接到陶行知先生從哥倫比亞大學的來信，信中稱：“國內青年，學成無用，中學畢業就學者僅十分之一，此為國內最急需解決之問題。解決方法：一在提倡職業教育，一在普通教育教材與訓練方針，皆能適合於實用”。
1917年秋，陶行知先生從美利堅學成回國，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並受聘於黃炎培先生等人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任特別社員。
1918年，即陶行知先生回國的第二年。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教育與職業》上發表了《生利主義之職業教育》一文，係統闡述了“職業教育應以生利為主義”的思想和觀點，並對職業學校的師資、教學設備、課程設置和畢業生的擇業問題作了全麵的闡述。這裏說的“生利主義”，不僅僅指產生錢和物，還包括“一曰生有利之物，如農產穀，工製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通商有無，醫生治病是。前者以物利群，後者以事利群。”“利群思想”是：為自己生利，為社會生利，為國家生利，為民族生利。這是陶行知早期發表的也是較為完整地表達其職業教育思想的重要論文。
同年6月，陶行知先生發表《教育研究法》一文，提出應盡快實施職業教育，他鼓吹“如歐美之職業教育，吾國未之行，此則急宜酌采者也”。他還批評當時的職業教育，認為民國的實業學校“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此則宜急改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