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社會激烈變革的時代，救亡壓倒啟蒙，戰爭壓倒和平。政治上，由專製開始走向形式共和；經濟上，小農經濟逐漸為工商文明取代；文化上，傳統的儒家文明正在走向現代文明。這一切，都成為陶行知一生活動和思想最生動的注腳。陶行知關於師範教育的探索和論述，不僅在當時振聾發聵，對於當今的時代，意義仍然十分重大。
首先，陶行知關於廣義師範教育的論述，明確指出了教育不隻是教師的事情，“學高為師，身正為範”也不僅僅是對於教育的價值期待，一切從事教育工作的相關人員，都應該明白自身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與責任。陶行知曾經列舉了三種教育家：“一種是政客的教育家，他隻會運動，把持，說官話；一種是書生的教育家，他隻會讀書，教書，做文章；一種是經驗的教育家，他隻會盲行，盲動，悶起頭來，辦……辦……辦。”然而，這都不是理想的教育家。陶行知認為，真正第一流的教育家，是“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前者需要打破一切的條條框框，不受任何價值、信仰、意識形態的束縛，秉持一種學術自由的精神，去探尋真相，追求真理。後者需要有放棄所有名譽地位與物質享受的決心與勇氣，去到最需要教育家的老少邊窮地區，實踐教育改變社會的理想。陶行知之後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我國的教育，包括師範教育的培養人數、體製結構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站在“廣義師範教育”的角度來看，他曾經極力批判的製度，今天部分還在積極推行。我們依然無所謂教育家辦學，依然無所謂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的係統培訓。掌控中國絕大部分學校的，依然不是陶行知所期待的教育家，而是政府任命的行政官僚。在十八大的改革藍圖中，教育去行政化已經成為共識。在改革方向既定的前提下，如何擺脫管控思維的桎梏，還給學校一片自由的沃土，需要全體公民給予更加積極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