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認為，教育為立國之本，是國家永續的根本大計。作為普及教育之本的師範教育辦得好與不好是關係到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的大事。他指出，共和國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國民，必須要靠教育，教育國民必須要有合適的教員，而要教員就要有師範，所以“師範學校負培養改造國民的大責任，國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師範教育“可以興邦，也可以促國之亡”。陶行知不僅僅注意到師範教育對發展教育事業本身的作用，而且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把師範教育放到挽救貧窮落後的民族、改造舊的社會、創立新的國家的高度上去認識，把師範教育同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緊密聯係起來。
1.價值：“師範教育可以興邦，也可以促國之亡。”
師範教育“可以興邦”，來自於陶行知對教育價值和教師作用的思考。
1926年，陶行知在《我們的信條》中指出：“我們從事鄉村教育的同誌，要把我們整個的心獻給我們三萬萬四千萬的農民。我們要向著農民‘燒心香’。我們心裏要充滿那農民的甘苦。我們要常常念著農民的痛苦，常常念著他們所想得的幸福，我們必須有一個‘農民甘苦化的心’，才配為農民服務，才配擔負改造鄉村生活的新使命。”陶行知不同於當時大多數革命和改革精英，不是以一種俯瞰眾生的悲憫，而是以一顆赤子之心融入人民之中，與人民做朋友。正是這份赤誠，使得他毅然舍棄物質享受和名譽地位，選擇了一條最基礎、最繁瑣、耗時最長而見效最慢的改革社會之路，這就是教育。1918年，陶行知在對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師生所作演講中指出，“教育乃最有效力之事業”，因為教育能“改良個人之天性”，“養成共和之要素”，“傳播非遺傳的文化”，是“最有可為之事”。教育見效最慢而基礎最牢，惟有教育才能實現價值觀的現代化，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與自由的理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