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先生在教育實踐的基礎上，結合中外教育理論精髓，摸索出來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理論。1917年，中國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開展之際，“新教育”已然提上了日程。陶行知應郭秉文之邀，中斷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業，回國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在教育實踐中，陶公痛陳時下教育之弊端，構建適合國情的教育理論及方法。
（一）陶行知創造教育思想提出的背景
陶行知投身中國教育事業之時正是新舊文化交替之際，兩種文化鬥爭異常激烈，體現在教育上則表現為“傳統教育”與“洋化教育”之爭。陶行知對這兩種教育都作了批判。
1.對傳統教育的批判
中國傳統教育觀建立於維護封建利益的基礎，在漫長的封建史上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新舊社會更替時，許多內容逆時代潮流而動，不利於社會發展。陶行知旗幟鮮明地反對這種“小眾”教育，批判“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以及培養“人上人”的教育思想，痛斥傳統教育“成了少爺、小姐、政客、書呆子的專有品”。陶公主張大眾教育，他認為“教育是民族解放、大眾解放、人類解放之武器”“民眾教育是民眾的教育，民眾自己辦的教育；為民眾的最高利益而辦的教育”，亦即新時代的教育應服務人民和國家，而不是生產“偽知識階級”和培養特權的工具。
傳統教育最大的弊端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脫離，使讀書人“心裏想和口裏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腦不用手的半殘廢。陶行知諷刺脫離生活的傳統教育是“大籠統，小籠統，大小籠統都是蛀書蟲，吃飯不務農；穿衣不做工”，把“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鑒於此，陶行知主張“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亦即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理論是實踐的總結與指導。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張“研究學問要以事為中心；改造環境，要以事為中心；處世應變，也要以事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