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甲骨文隨著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為周代書體的主流。據考察，商代銅器上便刻有近似圖畫之金文，其後繼續演進，至商末之金文亦與甲骨文一致。此種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續延至秦漢。但商代器物和銘文皆少，秦漢已至末流，所以金文的主流還是兩周。
殷商時期青銅器銘文中的文字往往較少，通常隻有一到兩個字，且多與某些圖文並在一起，結體詭奇，組成如族徽一樣的圖案，多數都隱藏在器物的內壁或底部等隱蔽而不易發現的地方，表明它在青銅器中並不負擔主要的功能，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殷商中期至晚期。如《商杞婦鼎銘》《司母戊鼎銘》《婦好方鼎》。到商晚時期，青銅器上的銘文字數才逐漸多起來，但大多不過是幾十字，長篇的銘文仍然很少見到。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所反映的內容僅限於祭祖銘功，而遠遠沒有達到甲骨文那種居於意識形態中心並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的普泛程度，如《小臣俞尊器銘》《二祀邲其卣器銘》。從書法風格上講，商代的文字發展是甲骨文與商代金文並行發展的時期。從文字使用的角度講，它們實質上是同一個體係的，隻是承載它們的載體不同，甲骨文是在龜甲或牛骨上用刀刻寫出來的，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銘文是鑄造而成的。由於它們製成的工藝不一樣，所以表現出來的視覺效果也有所不同。從書法藝術的角度看，澆鑄在青銅器上的銘文，給人的感受是更加莊重、厚實，也更為古樸典雅。金文書法作品盡管都是鑄造而成的，但仍然表現出了強烈的書寫性，用筆自然天成，線條變化豐富；結構上，商代的金文書法作品大多反映出與甲骨文相近的特點，反映出商代金文書法與甲骨文書法並行使用的時代特征；章法多緊湊緊密，而有行無列，自然灑落一如甲骨文。同時，商代的鑄造水平也為金文書法的表現提供了可靠的保證。這一時期的金文書法作品，較之於西周時期的作品而言，所表現出的風格是非常自由且富於變化的，反映出豐富和奇肆的時代特征。但這個時期先民的心理狀態反映在對文字的製作上，也許應該是更加自由而少些約束，這點在甲骨文刻寫風格上，也有充分地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