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葉，當恩格斯把全部精力投入《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的寫作，致力於闡述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把馬克思主義係統化時，馬克思則致力於原始社會和東方社會的研究。他寫於1879年至1881年間的五個讀書筆記：《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製，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摘要》、《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梅恩〈古代法製史講演錄〉一書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一書摘要》、《菲爾〈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一書摘要》，就是這類研究的見證。上述馬克思致俄國《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和查蘇利奇的信中所發揮的理論，不是偶然迸發的天才火花，而是這種研究，特別是對東方土地公社製度研究的結晶。
國內外學者都非常注意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人類學的關係，強調人類學在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發展中的特殊作用。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馬克思的思想發展路線是從早期的哲學人類學到晚年的經驗人類學。其實，這些被稱為人類學筆記的摘要，既不是哲學意義上的人類學（人本學），也不單純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人類學，而是曆史研究，是馬克思運用曆史唯物主義對原始社會和東方社會的曆史研究。它的研究對象不是人自身，而是社會。它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特別是原始社會發展的規律性。
馬克思終生致力於資本主義社會研究。他花費40年時間從事《資本論》的準備和寫作。馬克思也很重視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探討，這是更深刻地剖析資本主義社會所必需的。可是由於史料的缺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馬克思對史前人類社會的狀況並不十分清楚。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把部落所有製作為人類曆史發展的第一種所有製形式，實際上是把它作為人類的史前狀態。他描述了這時的狀況，說：“社會結構隻局限於家庭的擴大：父權製的酋長、他們所管轄的部落成員以及奴隸。隱蔽地存在於家庭中的奴隸製，隻是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著同外界往來的擴大而逐漸發展起來的。”[48]還說：“家庭中的奴隸製是最早的所有製”，“在那裏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隸”[49]。很顯然，當時在馬克思看來，部落所有製中隱蔽地存在著家庭奴隸製，社會結構是父權製，它是家庭的擴大。這說明馬克思對母權製和父權製、個體家庭和氏族、公有製和奴隸製的區分和關係還不清楚，把家內奴隸製看成曆史的最早的社會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