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剛才您已經從多方麵談到中國古代曆史理論問題，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有關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研究情況？
瞿林東：談到史學理論，首先要從我的專業中國史學史研究談起。作中國史學史研究，首先需要選擇一個斷代作為基礎或專長，我的基礎是唐代史學。我的老師白壽彝先生曾寫過一本截止到唐初的教材，叫作《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當時我的想法就是接著往下完成老師的研究。《唐代史學論稿》是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這本書出版後，我就開始往縱向發展。1999年《中國史學史綱》一書出版，當深入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時候，理論問題便無法回避。所以總的來說，我是在向“通”的方向的發展過程中，逐漸深入理論的層麵。
相對來說，人們沒有像否認曆史理論那樣過分地否認史學理論，因為在中國史學上有幾本講史學理論的書。一本是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寫的《史通》，還有一本是清朝史學家章學誠寫的《文史通義》，加上近代以來又有梁啟超的《新史學》《中國曆史研究法》及其《補編》等，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著作理論性比較強，人們不好否定。但是，僅有幾個“點”，還不足以顯示史學理論發展的脈絡，前麵提到1992年我發表的那篇文章，就是力圖勾畫出這個脈絡。
1995年起，我負責主編《中華大典·曆史典·史學史分典》的工作，就把自己積累的看法運用上去了。同時，我還認為隻講史學史不全麵，也應加入有關的理論，時任總主編的任繼愈先生也表示了同意。當時，編這個典沒有任何參考，特別是要按照現在對曆史學的理解對古代的文獻進行分類，這在以前是沒有做過的。所以當時我把這個分典分為三個大的部類：曆史理論、史學理論、史學史。而關於史學理論，我又將它分為四大類：即史學功用、史學方法、史學批評和史家修養，每個大類又有若幹小類。《中華大典》裏包含了許多原始資料，每條資料都有一個標目。中國史學要實現更大的發展，理論研究真的需要一點勇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