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您主編的三卷本《中國古代曆史理論》正式出版，不少同行認為這部著作填補了中國史學的一項空白，對此您怎樣看？
瞿林東：我和我的同事們非常感謝史學界師友們的評價和鼓勵。記得在2004年，我發表過一篇題為“略論中國古代曆史理論的特點”的文章，這實際上就是說中國古代史學是有理論的，而且有自身的特點和存在形式。中國古代曆史理論不僅存在於正史的史論中，而且有許多專門討論曆史問題的文章（如從理論角度分析某個朝代的興亡）和著作。比如唐朝初年，虞世南寫過一本小書叫《帝王略論》，以問答形式對唐朝之前帝王的功過是非加以評論，過去沒人把這看作理論；又如，三國時期有學者劉邵寫了一本書叫《人物誌》，文學研究經常提到這本書而史學界卻講得不多；即便是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一般也沒有從曆史理論的領域對其做出適當評價。由於過去有人用西方近代曆史哲學來衡量中國古代史學，自然就覺得這不是“理論”。
中國古代曆史理論，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因為中華文明沒有中斷過，所以對於諸如天人關係、古今關係、時勢以及“理”和“道”的思考等重大曆史理論問題，一直到現在人們仍在討論闡發，我將這一特點稱為“探索的連續性”。這種探索的連續性，使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此外，中國曆史學家在討論理論問題時多與相關的史事相結合，即在敘述史事的過程中發表看法。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指出“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中國古代曆史理論的這一特點，使其便於人們對理論的理解，這是中國史學民族風格的反映。《中國古代曆史理論》一書確是多年來研究的一個成果，但這也僅僅是開始，中國的史學遺產太豐富了，要在這方麵有進一步突破，還需要繼續努力若幹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