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有許多論著是涉及史學理論的，比如，您寫過地理環境對曆史發展的影響的文章。這種研究方向是不是您有意識的自覺追求呢？
答：確實是這樣。這一方麵是白先生的啟迪，前麵已經說過了；另一方麵也是我自己的自覺追求，因為我在研究過程中深刻感受到研究史學史不重視理論研究是不行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那是一次全國性的青年史學工作者研討會，會上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史學以記述見長，沒有理論。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提出了“中國史學上的五次反思”的見解，這個觀點後來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我當時還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據來證明中國古代史學確有自己的理論，因此隻能承認這方麵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這件事給我很大刺激，也給我很大啟發，似乎給了我一種動力，讓我關注理論問題。
1992年，我在《曆史研究》上發表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這是我第一次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問題發表係統的認識。我在文章中把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先秦、秦漢時期是“產生階段”，例如，《春秋》《左傳》《史記》等，它們的作者已經從具有史學意識到具有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形成階段”，主要標誌是出現了係統的史學批評理論，如《文心雕龍·史傳》《史通》等；宋元時期是“發展階段”，主要體現在史學批評的繁榮和理論形式的豐富上，例如，《冊府元龜·國史部》的序，以及吳縝、鄭樵、朱熹、葉適、馬端臨等人的史學批評言論，都可以反映出來；明清時期是“終結階段”，這時史學理論出現了批判、總結的趨勢，也萌生了嬗變的跡象，例如，王世貞、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趙翼、王鳴盛、章學誠等，都有這方麵的成就和貢獻。概括說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經過了這樣一個演變過程：曆史意識——史學意識——史學批評——史學理論。這篇論文大致反映了我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認識，當然這隻是粗線條的，還有待進一步深化，並且要概括出具體的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