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們回到您本人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這個話題上來。您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著述很多，涉及範圍也很廣。當時您是怎樣開始從事史學史研究的呢？
答：我真正開始著手研究中國史學史是在1977年，至今近30年了。我想，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內容非常豐富的專史，需要接觸的原始資料太多，而一個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矛盾，如果什麽都研究就不可能深入，會處於遊離無根的局麵。所以我大約經過一年的思考和準備，選定了唐代史學作為我研究工作的出發點。我這樣選擇有三點考慮：一是我本身對唐代史學有濃厚興趣；二是唐代史學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係列的轉折，比如，設館修史、係統的史學批評著作出現、典製體通史問世、各種體裁的通史著作產生、曆史筆記興起等；三是以往關於唐代史學的研究成果很少，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補。這些因素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決心“破釜沉舟”，就從這裏開始。
問：《唐代史學論稿》是您對中國史學史進行研究的處女作吧？現在您回憶起來，撰寫這部書的主要收獲是什麽？以後您為什麽又寫了《杜佑評傳》呢？
答：《唐代史學論稿》出版於1989年，是我從事史學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在1978—1988年這10年中對唐代史學史研究的一個總結。我想，寫這部書的收獲主要在兩個方麵：一是對於唐代眾多史家的思想、活動、成果，以及唐代許多曆史著作、史學評論的產生、內容、觀點，有了比較係統和全麵的認識；二是對於唐代曆史發展同唐代史學發展之間的關係有了比較具體的、深刻的認識。比如，唐代政治統一局麵對唐代史學有哪些影響？唐代的門閥製度以及唐中後期的藩鎮割據又如何影響唐代史學？再如，唐初“八史”的修撰、關於“封建”的討論在思想觀念上對維護國家統一所起的作用，《貞觀政要》《通典》等政治史、製度史對於當時政治生活的積極影響等問題，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有了這樣兩個方麵的收獲，使我對唐代史學有了較多的認識，也可以說在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領域裏有了一個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