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講曆史理論，這裏來講史學理論。
首先，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特點，我想強調一點，它是和中國史學批評密切聯係的，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是在史學批評的過程中不斷形成起來、發展起來、成熟起來的。我曾經沒有把握地跟研究文藝理論、文藝批評的朋友交換意見。我問他們，從文學史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有沒有直接的聯係？我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就增加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我們討論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問題，一定要關注史學批評。
什麽是史學批評呢？就是史學評論，就是人們對史學家、曆史著作、史學現象、曆史學的社會價值和功能以及史書編撰等一係列問題提出的認識和討論。比如，孔子說“董狐，古之良史也”，這就是史學批評，是評論史家。《左傳》評論《春秋》“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這是對《春秋》這部史書的特點進行概括和評論。班氏父子評論《史記》以後，史學批評就更多了。在這些評論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梳理出其中的理論性認識，所以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史學批評當中形成、發展、升華起來的。
其次，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大勢。
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我認為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它的產生時期，即先秦、秦漢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從史學意識發展到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這個概念是我提出來的。史學意識怎麽理解呢？比如，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時代變了，曆史著作也發生了變化。孟子指出了史著的產生是同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的曆史相聯係的，這就是一種史學意識。孟子還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指出了《春秋》的社會功用。到司馬談和司馬遷的時候，就不隻這樣了。他們說，從周公到孔子五百年，從孔子到現在又有五百年了，其間發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湧現了很多明主賢君，作為太史令，有責任把它記述下來，司馬遷後來和壺遂有一段對話。壺遂說，你怎麽可以和孔子相比呢？司馬遷謙虛地回答說，我怎麽敢比肩孔子呢？我隻是效仿孔子，整齊故事而已。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品讀《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就可以看出來，司馬遷的本意就是要“繼《春秋》”。這種“繼《春秋》”的旨趣，就是一種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它以發展史學為目的，而不像孟子那樣隻是就具體的事情來討論。到了班固父子，他們也要發展司馬遷的史學，雖然有些地方不如司馬遷，可是這種史學發展的意識值得肯定。所以，司馬遷奠定的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是這一時期史學理論發展的一個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