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中國古代曆史理論的特點和發展大勢，注意這裏講的是曆史理論。中國古代史學中的曆史理論，其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多種存在形式。它主要有哪幾種形式呢？
第一種存在形式是論讚。許多曆史著作在卷末或篇尾都有後論，比如，《史記》後麵有“太史公曰”，《漢書》後麵有“史臣曰”，《資治通鑒》在適當的地方有“臣光曰”。這個形式，往前可追溯至《左傳》的“君子曰”，“君子曰”可能就是最早的史論形式。這些在史著篇後或篇中的“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臣光曰”等，就是史官和史家發表的意見。這些意見中，有的隻是一個具體評論，有的就帶有理論的性質。
第二種存在形式就是史論專篇、專文。賈誼的《過秦論》，就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史論。它不僅僅講了秦朝為什麽滅亡、漢朝為什麽興起，還講到曆史發展的形勢和變化，講“攻守異勢”，賈誼總結得非常深刻。還有一篇著名的史論，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論》，分析國家的政治體製問題，也就是分封製與郡縣製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秦朝就有辯論，秦以後還不斷有所爭論。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說封建製是周代宗法製度下的要求，秦朝統一後，曆史形勢發生了變化，實行郡縣製才是進步的。他以漢唐為例，指出漢代發動叛亂的勢力，主要就是封國。而唐代的藩鎮實際上相當於封國，結果造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麵。所以他說，有叛國而無叛郡。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史論。這種專篇形式的史論代有其人，有豐富的積累。這些史論都涉及曆史理論問題。
第三種存在形式就是史論專書。比如，唐初虞世南寫的《帝王略論》，“略”是“事略”，簡述每個帝王的事跡，然後就是評論。評論使用“公子曰”和“先生曰”問對的形式。據我考訂，這個“公子”就是李世民，當時他是秦王。公子提出問題，虞世南作為先生進行回答。全書都是在評論唐以前的曆代君主，還采用了比較的方法，所以比較的方法在中國史學上很早就用了。再如，宋人範祖禹寫的《唐鑒》也是很著名的一本史論。範祖禹在世時就被人稱為“唐鑒公”，主要是因為他的《唐鑒》有廣泛的影響。同時代還有孫甫的《唐史論斷》。此書本來是《唐春秋》裏麵的“論”，《唐春秋》所記唐史的原文已經丟失了，但是“論”保留了下來，這說明它的“論”很重要。朱熹很重視這兩本書，他曾經評論說，範祖禹《唐鑒》的史論比較好懂，但沒有孫甫《唐史論斷》的史論那樣深刻。以專書形式存在的史論，最有名的是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我認為，《讀通鑒論》實際上評論了王夫之以前甚至包括他所在明朝的全部曆史，並不限於《資治通鑒》所記史事的範圍。最近，我讓一個博士生以《讀通鑒論》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我說，雖然這是一部書，但是很難做，為什麽呢？因為王夫之評論了他那個時代以前的全部中國曆史，要研究這部書就必須了解整個中國曆史。如果把這本書讀通、讀透，那麽研究中國曆史上的理論問題會有很大的進展。我曾經設想，《讀通鑒論》大約有九百條，如果有心人能把這九百條按照問題加以分類，分成十二類、二十類，每一類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問題。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對中國古代的曆史理論有更加明確的認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