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注意到很多朋友對中國史學產生一個誤解，認為中國史學就是講懲惡勸善，或是幫助統治者出主意，其實不那麽簡單。就以懲惡勸善來說，它具有廣泛的意義，最早來自孟子評論孔子作《春秋》，《左傳》評價《春秋》，都講到懲惡勸善。《左傳》這部書是戰國年間產生的，孔子作《春秋》是春秋末年的事情。《左傳》評論《春秋》這部書，說是懲惡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不是孔子，誰能寫得出來。關於曆史學的功用，先賢在這方麵就說得很多了。在這裏我想舉一位史學家，即盛唐時期劉知幾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他說：曆史已經過去了，很多人也都死去了，為什麽我們後人還能知道哪些人是行善的，哪些人是作惡的。因為曆代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尊重史學工作者。曆史都過去了，不能再重現了，可是我們後人都還知道以往的事情，這是誰的貢獻呢？曆代史官的貢獻，曆代史學家的貢獻，竹帛長存，史書不斷地傳下來。尤其在我們中國，是唯一文明不曾中斷的國家。文明不曾中斷，一個重要的原因要歸功於史學家，因為我們中國不僅有不曾中斷的文明史，而且有不曾中斷的文明史的記錄。劉知幾講，如果作惡的人死去了，後人不知道，行善的人，做了好事的人死去了，後人不知道，這是史官的過錯，史學家的失職。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劉知幾的這個思想，他所說的懲惡勸善不是僅僅對統治者來講的，是對所有人來說的，有普遍意義的。他揭示了一個道理：人們讀史書，神交萬古，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讀史書是為了了解曆史，了解前人的言行，使我們從中受到教育，這就說明了我們為什麽要讀曆史書，要學習曆史。前麵我講了，有些朋友對曆史學產生些誤解，認為曆史隻是講過去的事情，和現在沒有關係，這是不對的。劉知幾這幾句話，永遠不會過時。我們通過讀曆史書，能夠接觸到許許多多的傑出人物，值得我們學習。我這樣說的前提是，絕不排斥對當代傑出人物的學習。我想強調的是，我們通過讀曆史書，和古人對話，可以看到曆史上的善善惡惡，而我們自己從中受到教育，確定我們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準則、人生價值，這怎麽能過時呢？我想，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修養的人應該如此看待這個問題。[5]由此看來，還是劉知幾說得對：“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6]他概括得非常好：急務，當前之要務；要道，重要的原則和工作。這種懲惡勸善的史學功用，通過大量的曆史人物給我們提供借鑒，能夠產生一種非常深層次的作用。所以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同時，古代的史學家們還提出了這樣的認識，強調這樣一個準則：富貴而功德不突出者，不應該寫到曆史中去。反之，貧賤而道德很高尚，做了很多有益事情的人，應當寫入曆史，使他傳之後代。這說明什麽問題呢？要把功德作為標準，不要把貴賤和貧富作為標準，這很重要，這也是人文精神吧！尊重人對社會的作用，對社會的價值，而不是以貴賤貧富論人，這非常重要。總的來說，這是強調了尊重人格和人品的一種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