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曆史學家有一種憂患意識，其由來非常久遠。這是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探討的一個問題：憂患意識，這個思想表現在對於國家命運、社會治亂、人民休戚的關注，表現為對於人及其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命運的關注。這些年，人們常常講“終極關懷”。中國史學家這種對於人和人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命運的關注，可不可以說也是終極關懷，還有什麽超過這個關懷的！這裏，我又要講到司馬遷，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是漢武帝盛世。司馬遷是一個有責任感、有良心的偉大的史學家。《史記》這部書，寫出了秦漢之際曆史的大變化，那麽一個強大的秦朝，為什麽二世而亡；楚漢戰爭中，那麽強大的項羽為什麽失敗，弱小的劉邦集團為什麽最後取得成功，建立了漢朝？司馬遷在他的《史記》裏麵，在有關的本紀、世家、列傳裏麵，回答了這三個問題。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作《司馬遷怎樣總結秦漢之際的曆史經驗》。我們有許多《史記》研究者說司馬遷的哲學了不起，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了不起，司馬遷的法律思想了不起，等等，說了很多。文學界就更不要說了，他的傳記文學怎麽了不起。這當然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強調說，司馬遷是一個曆史學家，他的最大的貢獻是詳細地寫出了秦漢之際的曆史經驗，以致我們到今天還不能忘記這些曆史經驗。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大家仔細想想，講到秦漢之際的各種著作，講到秦漢時代的人，是非常多的。我們就看秦漢之際的那段曆史，搬上文藝舞台的有多少？因為史記太深刻了，司馬遷寫得太精彩了。司馬遷在漢武帝盛世的時候，沒有用他的史筆過多地歌頌盛世，而是在盛世之下看到了危機，非常了不起。我說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有良心的史學家，就是從這一點出發。他不僅有見識，還有膽識。司馬遷指出：“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宗室是皇帝的家族，爭於奢侈，互相以奢侈為榮，住的房子，坐的車子，穿的，用的，都超過他們應有的等級。還有三個字：“無限度。”這樣一個社會怎麽行呢？故司馬遷得出一個結論：“物盛而衰，固其變也。”[7]他是在漢武帝盛世時用一個曆史學家的眼光，通過總結以往的曆史經驗，認為漢朝前途是很令人擔心的。我們知道，漢武帝的晚年，通過反省，下了罪己詔，漢武帝以後，西漢就開始走下坡路，再也沒有振作起來。這裏我們要說明什麽呢？史學家的這種憂患意識，反映了他對他所處的時代的關懷。當然在那種時代，這種關懷是和他對於朝代的關懷，對於皇朝的關懷是一致的。我們很難要求他把對皇朝、對社會完全分開。我們不要過分地要求古人。這種憂患意識，在以後許許多多的史學家那裏都反映出來。我講到了唐代史學家吳兢，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玄宗由開元盛世轉向衰落的時候。他寫《貞觀政要》這部書，是強調現在要把天下治理得好，不要說學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了，就把本朝太宗皇帝那時的做法好好堅持下來，就能夠振興。吳兢已經看出唐玄宗時的政治形勢在轉變了。我們讀《貞觀政要》這部書，也是看到史學家的憂患意識，也是在盛世的情況下看到了危機。我要特別提出的是，《貞觀政要》後來被曆朝的統治者所重視，包括少數民族統治者，比方說，遼、金、元，契丹族的統治者、女真族的統治者和蒙古族的統治者，都把它翻譯成本民族的文字，認真研讀。《貞觀政要》十卷四十篇，主要反映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討論治國安邦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代人才群體對於治國安邦的考慮。第一篇叫“君道”，末了一篇叫“慎終”，善始慎終，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