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中國古代史學的曆史理論方麵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而章學誠則是中國古代史學在史學理論方麵的總結者，他們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發展上都有重大的貢獻。
（一）司馬遷在中國古代曆史理論上的主要貢獻
第一，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命題。天人關係、古今關係，是中國古代曆史理論中的根本問題。前者探討曆史運動的主體，後者探討曆史運動的軌跡。
第二，全麵論述了人在曆史運動中的中心地位，評價了各階層代表人物的作用，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的人本主義基礎。
第三，回答了曆史運動的動力所在和客觀法則，認為曆史變化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是“自然之驗”。
第四，提出了“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命題，把史學家總結曆史經驗的意識提到了更加自覺的階段。
此外，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地理思想、民族思想等，都包含了豐富的理論成分。
（二）章學誠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上的貢獻
司馬遷和章學誠在理論上都是繼往開來的史學家，如果說司馬遷的主要貢獻在於“開來”，那麽章學誠的主要貢獻則在於“繼往”。當然，繼往開來本是不可以截然分開的。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要突出他們各自的特點。
章學誠重在“繼往”，這可以從他的“六經皆史”說看出來，他的一係列的史學理論見解也就由此而展開。
第一，繼承、發展前人的認識，提出“六經皆史”的論點，以史學論經書，擴大了曆史研究和史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提出“史法”“史意”的區別，而尤重於對“史意”的闡發，即強調思想的重要。
第三，提出“撰述”與“記注”的區別，以“圓神”“方智”概括史學兩大“宗門”，意在劃分編和著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