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成就[1]
引言 從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說起
在學術研究中，把握研究對象的內涵的規定性和學術用語的準確性，是十分重要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史學界討論理論問題時，對於“史學理論”這一用語的模糊認識，給學術討論和理論研究帶來諸多不便。
這裏我首先要說到尹達先生提出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尹達是較早提出對曆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加強研究的史學家。他在闡述加強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研究的同時，還提出要重視史學理論研究的問題。他指出：
在加強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研究的同時，我們還應當對曆史學這門學科的理論探討給予充分的重視。我國曆史學發展的曆史告訴我們，重視史學理論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劉知幾、章學誠、梁啟超在對曆史學這門學科的理論總結方麵都做出過有重要影響的貢獻。我們今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應該寫出超越《史通》、《文史通義》、《新史學》和《中國曆史研究法》等的史學理論論著，在這方麵做出更大的貢獻。[2]
顯然，這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它對我們有兩點啟示：一是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區別，二是中國史學有重視史學理論的傳統。
陳啟能研究員寫過一篇文章《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3]，這篇文章指出：“近年來我國史學界對於理論問題的研討雖然相當活躍，但卻有一個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討論的問題大都屬於曆史理論的範圍，而很少涉及史學理論。”這裏，同樣提出了應把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加以區分的論點，即強調把握研究對象之內涵的規定性問題。我很讚成這篇文章，於是寫了一篇短文作為呼應。
我寫的文章是《史學理論與曆史理論》，發表在《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史學沙龍”欄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