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講究一個傳統，追求真實的曆史。20世紀初年，梁啟超曾經對傳統史學進行無情的批判，說中國史學主要是“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的家譜，所記載的都是帝王將相之間的矛盾、鬥爭，所以是全世界最大的相斫書。這個觀點影響非常深遠，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甚至於今天還有一些朋友在重複梁啟超的話。梁啟超當年要建立一個“新史學”，這個新史學是建立在西方近代進化論這個曆史觀的基礎上。我們應該肯定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的《新史學》，對於推動中國史學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他有些結論並不都是正確的，包括說“二十四史”是二十四之家譜。“二十四史”是記載我國連續不斷的文明史的記錄，說它是最大的相斫書，這個結論是不對的。其實，從主流來看，中國史學是講求信史的，是強調史學的真實之美的。中國史學講求信史，堅持真實之美，認為真實的東西才具有美感。從曆史學的屬性來講，如果寫出來的曆史書不是真實的，那還有什麽美可言呢。關於信史原則在中國史學上有多種提法，如秉筆直書，信者傳信，實事求是，實錄等。其中，實事求是，求是是核心；實錄，是說寫出來的曆史具有真實的價值，所謂實錄就是把真實的東西記錄下來。有的學者提出來，說中國曆朝實錄曾經不斷地修改過，連實錄都可以修改，可見中國曆史之不可信，這是缺乏對史學深入的了解。我仔細地研究過唐朝的實錄，唐朝的實錄現在流傳下來的隻有一部，就是《順宗實錄》，它因為收在韓愈的集子裏麵而被保存下來了。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確實有些實錄是經過修改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明中國沒有信史。實錄的修改有多種原因，一種情況是把錯誤的改成正確的，一種情況是把不該刪的刪去了。把不該刪的刪去了，為什麽呢？因為有關的記載可能對某個集團不利。中國曆史上有宦官集團、官僚集團，這些記載可能對宦官集團不利，宦官天天就在皇帝麵前說，某人寫的實錄有問題，皇帝就讓修改了，把它刪去了。還有一種情況，包括正史，有的也做過修改，比如，《魏書》。《魏書》裏麵所寫的一些人物傳記涉及門閥，門閥世世代代都有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家族的傳統非常深。《魏書》寫出來以後，有些門閥子弟就說我祖上沒有寫到這個事，也沒寫到那個什麽事，皇帝就叫史官改一改，改了兩三次。像這種情況都是有複雜的原因的，我們不能簡單地看待實錄和正史的修改。我研究過中國史學上“直筆”和“曲筆”的鬥爭，“曲筆”不斷被揭露，正好從另一個方麵說明了中國史學堅持“直筆”的傳統，否則這個“曲筆”怎麽會被揭露出來，這就證明了曆史上有一個堅持“信史”原則的傳統，這個傳統是追求曆史的真實之美。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認識要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我這些年來接觸到種種說法，對傳統史學有很多誤解。我們應當看到，因為中國曆史上史官也好，史學家也好，像黑格爾講的那樣，其數量之多是全世界各個民族所不能比擬的。這樣多的史官和史學家寫的史書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是不能因此就懷疑我們曆朝曆代傳下來的曆史著作的真實性。我這裏想舉一個例子：顧頡剛先生是疑古派代表人物，他從疑古走向了考信。他在1935年為《二十五史補編》這部書寫了一個前言，這樣講：二十五史記載了我們中華民族曆史之事實。二十五史的價值在什麽地方？它記載了我們中華民族曆史之事實，這句話就已經有足夠的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