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上的這五次反思，都以其突出的理論成就，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
（一）關於《史通》的理論成就
劉知幾《史通》一書是我國古代史學中第一部以史學作為研究對象的、係統的理論著作。這部史學理論著作貫穿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應當被看作一部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前10卷為“內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著重闡述了有關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輯、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則，以及史學功用等，其中以批評紀傳體史書的各種體例居多。後10篇為“外篇”，論述史官製度，正史源流，雜評史家、史著得失，並略申作者對於曆史的見解。劉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2]，“辨其指歸”[3]，而且“多譏往哲，喜述前非”[4]。他在繼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係統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方麵。
第一，關於史書內容的範圍。《書事》篇引用荀悅“立典有五誌”的論點，即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為史書內容的範圍。又引用幹寶對於“五誌”的闡釋，即體國經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權、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文誥專對之辭、才力技藝殊異。劉知幾認為：“采二家之所議，征五誌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5]同時，他又認為，要使書事沒有“遺恨”，還必須增加“三科”，即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五誌”加上“三科”，“則史氏所載，庶幾無缺”。這裏所說的史書內容範圍的問題，實質上已觸及史家主觀意識如何更全麵地反映客觀曆史的問題了。
第二，關於撰史原則。《采撰》篇一方麵主張要慎於“史文有闕”的問題，另一方麵強調“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6]。劉知幾認為魏晉南北朝以來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長，實廣見聞”，但其書籍也產生了“苟出異端，虛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誡人們：“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7]；“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8]。《雜述》篇還說：“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慎於采撰，根本的問題是要辨別什麽是曆史事實，這是劉知幾論撰史原則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