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上的反思，是在中國史學有了很大發展和很多積累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的。兩漢時期，司馬遷和班固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當時複雜、動**的政治形勢和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的曆史條件下，史學出現了多途發展的局麵，史書的內容更加豐富了，曆史著作的數量和種類都大大增多了。到了唐初貞觀年間，設館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後撰成《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和《晉書》，以及《南史》《北史》，當朝實錄、國史也在撰述中。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麵史學發展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和經驗，另一方麵史學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教訓和問題。這種客觀存在，激發了史學家的思考，加之現實的曆史撰述中出現的種種矛盾，使史學家對於這種思考達到了必須做出總結和說明的程度。於是，這樣一個曆史性的課題，就落在了曾經在武則天、唐中宗時期擔任史官的劉知幾身上。從中國史學發展的總的趨勢來說，劉知幾是開中國史學反思之先河的史學家。
劉知幾對中國史學的反思，是中國史學上的第一次反思。這次反思的主要特點，是產生了中國史學上第一部係統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史通》這部書，對唐初以前的史學從曆史編纂上做了全麵的總結，涉及史學家曆史撰述態度和曆史撰述方法的許多問題，既概括了成功的經驗，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思路開闊、語言犀利是《史通》的鮮明的風格。
中國史學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現於清代前期。其學術背景是，劉知幾之後史學經曆了中晚唐、兩宋、遼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發展，成果積累和思想積累更加豐富，提出的問題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為反思的前驅，於是出現了章學誠對史學的反思。這次反思的主要特點，是產生了一部有係統、有深度的史學理論著作《文史通義》。《文史通義》討論文史的理論問題，而以討論史學的理論問題為主。這部著作繼承了劉知幾的反思精神而又發展了這種精神，它主要是從史學家的曆史撰述思想方麵對以往史學做了總結，章學誠著重從理論上進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帶有規律性見解的認識，從而把對於中國史學發展的認識提高到理論認識的層麵。可以認為，《文史通義》一書標誌著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