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您主編的五卷本《曆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在學術界受到高度讚譽。2014年教師節，習近平總書記來北京師範大學，在學校科研成果展區，特別翻看了這部書，稱之為“一部好書”。從主編的角度看，您當初怎麽確定了這樣一個選題？這部書與您從事的史學史研究有怎樣的關係？
瞿：我主編《曆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部書的直接起因，是我校申請“211”工程院校時提出來的。“211”一期工程沒有文科，二期工程才有文科。“211”工程非常強調“標誌性成果”，學校在申報的過程中，就把哲學係、曆史係、史學所聯合成一個單位，課題內容是“曆史與哲學”，作為申報的項目之一——“中國曆史與哲學研究”。校長召集我們幾個單位負責人開會，設計“標誌性成果”。當時，我代表史學所參加這個研討，就提出了“曆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個課題。當然，這是一個直接的原因。
至於我為什麽要提出“曆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個題目，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得很遠。譬如，可以追溯我在1975年寫的一篇文章《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曆史見證》，甚至可以追溯到1964年我的大學畢業論文《論春秋時期各族的融合》（發表於《學習與探索》1981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讀了白壽彝先生的書，吸收了他的民族觀和民族關係史的論述。這幾個方麵的綜合影響，使“統一多民族國家”成為我的一個非常深刻的思想認識。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對學科屬性的理解：研究史學，歸根到底是為了說明曆史，是為了服務於現實，這是中國史學的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在這個問題上，我自認是有明確的認識的。20世紀80年代，我寫研究杜佑《通典》的文章時，就十分強調杜佑自稱“時撰《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的撰述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