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您跟隨白先生學習、研究多年，您能否給我們這些晚輩，尤其是青年學子，講一講白壽彝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遺產；同時，也請您談談對“家學”傳承的看法。
瞿：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重要。作為白先生的學生，應當有很好的回答才是。但問題太難回答，尤其是做準確的概括。我雖然寫了不少文章，但覺得難以有中肯的表述。這裏勉強說說，我們一同討論吧。
白先生的治學精神，可以用他自己的兩句話來說。他說：“史學工作者要有一種精神追求，要追求曆史感和時代感的統一。”這就是說，我們研究曆史和史學，不能僅僅為了說明某個問題，還要與時代結合，為現實服務，參與當前的曆史運動；僅有曆史感是不夠的，還要有時代感，反映時代所提出的問題。1983年，在一次關於史學理論的座談會上，他說，“我國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是回答了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現實所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10]。這個問題是什麽呢？就是曆史學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係。這就是曆史學同全民族的曆史教育的關係。他最早講這番話是在中華書局成立六十周年時，電視台對他進行采訪時說的。這是第一點。再一點，就是他說的“史學工作者出其所學為社會服務”。這兩句話，或許可以反映出白先生對史學的一種本質的看法，也可視為他的治學精神。
關於白先生的學術遺產，我寫過好幾篇文章。我想，他給我們最重要的遺產，就是他能夠從曆史發展的全局提出問題。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中說的“通識與器局”，比如，史學史，他提出史學發展的一條規律——每一個重大的曆史事變之後，都會有與之相聯係的曆史著作問世。他探討民族問題，也是從全局來看。什麽是民族關係的主流？他說，主流是衝突與和好交替進行，但總的來說，民族關係是越來越密切，各民族共同創造了我們國家的曆史。他能夠在觀察曆史全局或者發展趨勢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說明問題。比如，他講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統一，從發展趨勢來看，首先是民族內部的統一，其次是某一個地區多民族的統一，再次是全國多民族的統一，最後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多民族的統一。他提出了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的精辟見解，認為，地主階級作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它的變化更能說明問題的本質。所以他提出了“世家地主”“門閥地主”“品官地主”“官紳地主”，用以作為劃分封建社會的內部分期的主要標誌。對於整個中國曆史，他也有他的看法。夏朝缺少考古材料，所以他講得較少。他認為，商周是奴隸製時代，西周時奴隸製從繁盛走向衰落，東周初年到春秋戰國是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時期，秦統一標誌著封建製在全國的建立。1978年，白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中國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我當時還在外地工作，看到他的文章後就請人用原始的打字機打印出來，油印後發給學生。為什麽呢？因為中國曆史的年代問題實際上是中國曆史的分期問題，這是認識中國曆史的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