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梁啟超提出“中國史學史的作法”到現在，中國史學史學科已經走過了近90年的曆程，經曆了一些特征鮮明的發展階段。聽說一些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在一起交流時，感覺到這些年來的史學史研究模式在現有的基礎上似應有所變化和改進，從而進一步提升史學史研究的學術水平，但怎樣變化和改進卻難以說得清楚。近二三年來，您接連在《史學月刊》《天津社會科學》《河北學刊》等刊物上發表文章，討論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創新問題，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請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相關思考。我們很想知道，是什麽促使您不斷突破過去的研究路數？您提出這些新的想法的源泉來自哪裏？
瞿：這個問題提得好，可以說，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者都要思考的問題，因為它的確是如何推進中國史學史研究所麵臨的新問題。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認為有必要指出，對於初學者或者說對於年輕的同行們來說，作個案研究與熟悉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全過程，是不可或缺的基礎。隻有有了紮實的個案研究的功底，才不會走向無根之談的誤區；隻有熟悉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全過程，才能對每一個個案研究的成果做實事求是的、近乎準確的定位，不會走向過分誇大或過於貶低的誤區。
近百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幾起幾落，真正有了長足的發展，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而這個發展，同20世紀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學術界舉辦的關於史學史研究與撰寫的大討論，有密切的關係。這些討論為其後的發展做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甚至也做了專業人才的準備，意義重大。回顧這30多年來的研究，出成果，出人才，都是空前的。隨著歲月的積累，研究隊伍的擴大，麵對其他學科的進步和國內外學術的發展，史學史研究者在總結、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你所問到的類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