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事中國古代曆史理論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觀點。2011年，您主編的三卷本《中國古代曆史理論》出版，這部一百多萬字的著作，不僅向中國史學界展現了我國古代史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也為外國同行了解中國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曆史理論打開了一扇窗口。這是您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與曆史研究領域的一大創獲。記得2011年您應邀到華中師範大學作學術講座，您在講座開始時說，這次講座是您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答卷”。這裏包含著怎樣的學術背景？您能具體談談這方麵的情況嗎？
瞿：20世紀80年代，中外史學交流出現了一個新的熱潮，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許多西方的曆史哲學、曆史理論著作被介紹到中國來，在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一度形成所謂“理論熱”。在這樣一個思潮中，人們在反思中國史學時，有些青年朋友提出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史學是“敘述史學”而缺乏理論。1986年夏天，在華中師範大學舉辦的一個全國性青年史學工作者研討會上，也有人向我表述這種見解。我不讚同這種觀點，因為中國既有豐富而宏偉的曆史巨著，怎麽會沒有理論呢？我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提出了中國史學上有“五次反思”的看法，講得很概括，同時我也承認現在還不能充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件事對我是一個“刺激”。此後，我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撰寫《中華文化通誌·史學誌》的過程中，特意設立了“曆史觀念”與“史學理論”兩章，對中國古代史學上的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分別做了論述。同時，我在為《文史知識》撰寫“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的專欄文章時，著眼於問題與範疇，摸索著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對史學理論的產生、發展所發揮的推動作用。這組專欄文章經中華書局結集出版後，有許多正麵的反應，說明中國史學中的理論遺產是有自身魅力的。我在《曆史研究》上發表的那篇《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本是在一次史學理論講習班上的講演提綱，經過三個半天講下來後，講習班的青年朋友們說這又為史學史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鼓勵我把提綱寫成文章發表出來，這對我也是很大的鼓勵。這篇文章又經《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予以發表。總之，在史學界許多同行的鼓勵之下，我增強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