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批評是嚴肅的事情，沒有嚴肅的態度，自亦難得有嚴肅的批評。中國古代史學遺產的精華之一，是許多史學家、史學批評家在撰寫曆史和評論史學中，都具有一種嚴肅的態度。《史記》、《漢書》孰高孰低的爭論，編年、紀傳孰優孰劣的辯難，以及關於其他一些問題的聚訟，其中凡見解精當者，大抵都離不開知人論世這個道理。馬端臨在評論杜佑《通典》和司馬光《資治通鑒》時，提出了時有古今、述有體要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史學批評中自覺的知人論世的方法論。
明代史家王圻撰《續文獻通考》，以接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王圻對《文獻通考》的發展，最有意義之處是補敘了遼、金典製。而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說明，也反映了他在史學批評上的知人論世的方法論。他在《續文獻通考·凡例》第二條中作了這樣的說明：
宋真（宗）以後，遼、金事跡十居六七。舊《考》削而不入，豈貴與（按馬端臨字貴與）乃宋相廷鸞子，故不樂敘其事？抑宋末播遷之際，二國文獻不足，故偶闕耶？然輿圖之沿革，祥異之昭垂，及政事之美惡之可為戒法者，惡可盡棄弗錄。餘故摭其大節，補入各目下，事則取之史乘，序則附之宋末。
盡管是處在元、明大一統政治局麵之下，王圻如此重視遼、金事跡，仍是難能可貴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他對《文獻通考》的評價，是有獨立見解的。但他對《文獻通考》不載遼、金事跡並未采取嚴厲批評的做法，而是設身處地地分析了其之所以如此的兩種原因。這裏，究竟他說的哪一種情況更符合馬端臨的親身實際，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評論此事時所反映出來的方法論。一則，他注意到了馬端臨撰寫《文獻通考》時的曆史環境，即“宋末播遷之際”，遼、金典籍搜求困難。二則，他體察到馬端臨的父親馬廷鸞曾任宋相，這一特殊的身份，可能會影響到馬端臨在撰述上的取舍。這兩點，不論屬於何種情況，都是能夠被人們所理解的。可見，王圻不僅繼承了馬端臨的事業，也繼承了馬端臨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