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史學”的理論價值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梁啟超繼上年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之後，又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著名的長文《新史學》。前者著眼於撰寫“中國史”的具體構想，後者著眼於從理論上批判“舊史”。作者自稱“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創立“新史學”。這兩篇文章，是資產階級史學家批判傳統史學，試圖建立新的即具有近代意義的史學理論體係的標誌[46]。
《新史學》的內容是：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曆史與人種之關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它與《中國史敘論》在節目上多有異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後連貫；兩文在內容上互相補充，益可見作者倡導“新史學”的旨趣所在。梁啟超在這兩篇文章中，運用西方學者的曆史哲學（主要是近代進化論思想）和史學方法論，提出並闡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學理論問題。
（一）關於曆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
作者在兩文中都論到史學的“界說”，而曆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則是“界說”中居於首要地位的問題。作者指出：“曆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他說的“曆史”，按其意，當是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來的曆史。曆史撰述是“敘述進化之現象”，這實際上是指出了“新史學”之曆史撰述的性質。以此為前提，作者給曆史確定了一個內涵，就是：“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化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曆史學。”質而言之，曆史學當以進化論為指導思想，考察和敘述種種進化現象，這就是“新史學”的本質。作者認為，“曆史之真象”即運動規律“如一螺線”。這裏說的“曆史”，是指客觀曆史過程。他的這個認識，把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樸素進化觀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但梁啟超之言曆史進化和曆史真相，並未超出他的老師康有為所謂據亂、升平、太平與世漸之說，即局限於庸俗進化論的藩籬。關於曆史撰述的範圍，梁啟超說：“曆史〔撰述〕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作者認為，任何事物都有進化的現象，都“屬於曆史之範圍”，但通常曆史撰述所記常限於人類，這是因為：“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指出了人類進化，在“凡百事物”進化中是最為複雜的特點。這樣，梁啟超就注意到曆史研究有“廣義”、“狹義”之分：“言曆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這種劃分，在理論上是重要的。梁啟超進而又指出，就“狹義”的曆史來說，也不是都可以寫入曆史撰述的。他認為，“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群”，“人類進化雲者，一群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因此，“曆史〔撰述〕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曆史〔撰述〕之範圍也”。從中國史學之曆史觀念的發展來看，從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進步；從重視個人的作用到重視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