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學上，關於國史、野史、家史的評論，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關於它們在史學價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著不少爭論。這些看法和爭論，從一個方麵反映出古代史學批評中的方法論問題。
明代史家王世貞針對本朝的史學，就國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闡述了精辟的見解。他說：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讚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32]
這一段話，概括地指出了國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麵及其終於“不可廢”的方麵，言簡意賅，可謂史學批評上的確論。其中包含著在史學批評方法論上的辯證認識，反映了王世貞的卓見。他所總結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諛而善溢真”的三種情況及其有關的概括，尤其具有理論的意義。
在古代史學批評史上，這是經過漫長的道路和反複的認識才達到的。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這種情況當然不限於明代史學。《史通·古今正史》關於唐初以前國史撰述的批評，頗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現象。從劉知幾的批評來看，可見王世貞所說的“人恣”這個“恣”字，可謂入木三分。國史一般出於官修，故而有一些人得以對撰史工作采取恣意放縱的做法。概而言之，一是出於史官本人，如許敬宗撰史，“曲希時旨”、“猥飾私憾”，結果是“凡有毀譽，多非實錄”。二是出於最高統治者，如劉聰之誅公師彧、石虎之刊削國史、苻堅之焚滅國史，以及拓跋燾誅崔浩、夷三族、殺同作、廢史官。其結果，都使曆史真相被掩蔽起來。這兩種情況，對曆史撰述起了“蔽真”的作用。
唐初以後，這種“人恣”而“蔽真”的情況，也還不斷有所發生，而在曆朝實錄撰寫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可見，在中國史學上，“人恣而善蔽真”的存在，是無可諱言的。問題在於史學批評家們如何估量這一弊病，進而如何估量曆代國史撰述。即以明代史學而論，有人針對《明實錄》中存在的問題，便認為明代“無史”[33]。還有人說：“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34]這樣的批評，無疑是全部否定明代史學的成就，而首先是否定《明實錄》的史學價值，顯然是片麵的。史學批評中的這種片麵認識，也反映在一些史學家和史學批評家對有些“正史”的認識上。像這樣的一些批評，在方法論上都是有悖於辯證認識所致。劉知幾著《史通》，被人稱為“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35]。然而劉知幾之批評曆代國史撰述，從總體上看，他在方法論上並未陷於片麵性，反映出他的辯證的認識。王世貞對明代史學的批評是很激烈的，但他在指出“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時候，還是肯定了國史即曆朝實錄在“敘章典、述文獻”方麵的“不可廢”。在這一點上，他跟劉知幾的史學批評在方法論上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