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對曆史的觀察，因其旨趣和視野不同而會產生種種歧異。會通與斷代，是比較突出的一種歧異。對於這種歧異的討論和批評，一般都要從司馬遷、班固說起。由於旨趣不同，視野各異，司馬遷著意於“通古今之變”，班固更著重究一代始末。前者放眼於以往全部曆史，後者則矚目於跟本朝有密切關係的最近一段曆史。他們各自的選擇，都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同時也反映出了他們本人各自的個性。
通史撰述的萌芽起源於戰國時期，如《世本》、《竹書紀年》。但真正確立了通史規模的是《史記》，是司馬遷的首創。班彪稱：“若遷之著作，采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26]班固也讚歎司馬遷《史記》，“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27]。《史記》的通史價值，班氏父子是有所認識的。而《漢書》問世後的四五百年間，其曆史命運卻比《史記》好得多，不僅“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28]，而且自南朝梁、陳至隋及唐初，《漢書》已成為專門之學，而“《史記》傳者甚微”[29]。
會通與斷代的歧異及分途，由來已久。劉知幾《史通·六家》分史書為六家：《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劉知幾認為：“《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這是指的紀傳體通史，《史記》以下如南朝梁時有《通史》、北魏有《科錄》、唐初有《南史》、《北史》。“《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這是指斷於一代、盡其首尾的紀傳體史書，《漢書》以下如《東觀漢記》、《三國誌》等。
《史通·六家》突出地批評了“《史記》家”的缺點，說是“《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此其為體之失者也。”這是批評《史記》記事“零亂”。又說是“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這是批評《史記》多采用前人撰述。又說是“《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這是批評《通史》、《科錄》不具特色而缺魅力。劉知幾的結論是，通史一類的著作，“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戒也”。“《史記》家”幾乎毫無可取之處了。不過《史通·二體》在分析紀傳、編年二體各自的長短時，因紀傳體首創於司馬遷，固不能不論及《史記》的“長”與“短”。然而，對於《史記》作為通史的長處和價值，劉知幾的評價，似還不如班彪、班固父子來得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