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標準和禮法原則，在古代史學批評家的指導思想上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劉知幾在《史通·曲筆》中提出“直道”和“名教”兩個概念，他說：“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他認為這一類的“曲筆”具有特殊性，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可以允許的，因為他恪守了“名教”的規範。這裏說的“直道”，主要是指史家的正直的品質；“名教”，是指以正名分、定尊卑為主要內容的禮法原則。在劉知幾看來，“直道”是史學批評的道德標準，是檢驗史家個人品質修養在曆史撰述上反映的尺度。而“名教”，則是當時社會秩序之最高原則的集中反映，是任何一個史家都應當遵守的原則。“直道”雖具有普遍的意義，而“名教”卻帶有根本的性質。
通觀《曲筆》一文，“直道”的主要標誌是“正直”。在《史通·直書》中，劉知幾讚頌史家因具有這種正直的品質，而攀登著曆史撰述“實錄”的高峰。所謂“直書”、“直詞”、“良直”、“直筆”等，都是“正直”的具體表現，是史家主觀道德在曆史撰述實踐上的要求。同“直道”相對而言，“名教”就不限於史家的主觀道德了，它是客觀道德原則的一種表現。其主要內容是“事涉君親”，即君臣父子關係，這是比個人主觀道德範疇更寬泛的社會倫理範疇。史家在曆史撰述中，當“直道”和“名教”不能統一時，往往隻有放下“直道”而服從於“名教”，即使是對史學批評取嚴厲態度的劉知幾，也不能不作這樣的認識，足見“名教”對於曆史撰述和史學批評影響之大。
但是劉知幾又指出，史家“直書”，正是為了“激揚名教”，“曲筆”恰恰又是違背“名教”的。他舉例說，如漢末的董承、耿紀，晉初的諸葛誕、毋丘儉，蕭齊之興而有劉秉、袁粲，宇文周之滅而有王謙、尉遲迥等，這些人都表現出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的“忠臣之節”。然而，《三國誌·魏書》、《晉書》、《宋書》、《隋書》，各記其事時，“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於是他大發感慨，認為：“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17]僅此數例，便對“曆代諸史”作出這樣的批評，顯然是過於言重了。這也正好說明，劉知幾把是否恪守“名教”原則，視為史學批評的一條根本性的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