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實、褒貶、文采
在中國史學上，自從有了史學批評，也就有了史學批評的標準。但是，史學批評標準這些確定的依據的形成，這些確定的依據之逐步上升為理論的形式而具有普遍的品格，則是經過了長期發展才達到的。
人們對史書的要求，反映在對一些普遍性原則的提出。劉勰的《文心雕龍·史傳》和劉知幾的《史通》有比較全麵的論述。宋代史學批評家吳縝提出了明確的史學批評的標準，更加集中地反映了人們對史書的要求。他認為：“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16]
吳縝認為，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麵對於史家所寫的史書來說，不僅有邏輯上的聯係，而且也有主次的順序。因此，事實、褒貶、文采作為史學批評的標準，並不是平列的。通觀吳縝的論述，可以歸結出如下認識：人們對於史書提出的要求，首先看它是否“事得其實”，其次看它褒貶當否、史文優劣。吳縝的論點是針對具體史書提出來的，但他把對具體問題的認識提高到普遍性原則上來看待，因而具有了理論上的廣泛意義。
從孟子說的事、文、義，到班彪、班固說的文直、事核，從劉勰說的“辭宗丘明，直歸南董”，到劉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長”，再到吳縝闡述的事實、褒貶、文采，反映出中國史學批評之普遍性原則逐步發展的脈絡。從下麵的闡述中，我們將會看到，批評的實踐，遠比批評的原則複雜得多。